母亲的左手和常人一样，只是稍显粗糙，但是右手，就象个“锤子”。
　　还在母亲14岁时，外祖父就过世了，她用完好的稚嫩的手，和外祖母一道承担起了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妹妹因严重饥饿，影响到了智力，做事稍显示木讷；弟弟又太小，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母亲17岁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副食品加工厂工人。她工作十分积极，经常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的干活。母亲勤学各种食品制作技艺，做起麻元、雪枣、兰花根、蚕子糖等四十多种副食是又快又好吃，经常代表工厂参加技术展示，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劳动工作者”“生产能手”，年纪轻轻，便是大家口中的“小师傅”。
　　刚成家不久，也正值文革期间，父亲因成份不好被下放回家。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类似情况的家庭，要么是离了婚，要么是寻了短见。但母亲没有放弃，而是追随父亲，从县城来到一个离父亲较近，但仍要走60里山路的乡镇。有一次，父亲感冒高烧，母亲火急火燎的冒雨去送药，为了不影响工作，又连夜赶回，全身都湿透了。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可想而知。她凌晨4点多起床就下河洗衣，一背笼衣服洗完后，又急忙赶回家做饭，为了不迟到，经常是做好了饭却空着肚子上班去了。每次下班回来，做了饭后，又摸黑去种菜。星期天带着孩子们去山上拾柴；在铁业社捡焦炭；有时帮供销社徒步几十公里往县城送羊子；在加工厂剥花生不分昼夜；剥辣椒时呛得涕泪直流，劳动一天，只有五毛钱。吃的菜是米汤炖酸菜、青菜打和渣，煮的饭是包谷饭。她自己吃锅上层的包谷粉子，锅下层的大米饭都让给孩子们吃。孩子们的衣服是大的穿了，小的又穿，虽说破旧，但没有破洞，密密实实的都是补丁。除了生活上的艰难，母亲还受到不少歧视。有一次，产后她身体虚，拿着红糖票去买红糖，同属厂部的售货员却恁是不给卖。当时地生活苦不言尽，但母亲毅然用双手抚养照顾五个孩子，起早贪黑、含辛茹苦。
　　父亲平反返城，母亲也跟随进城，本以为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从此会一帆风顺，可谁知，一件事却改变了这一切。母亲在工作时为了给公家节约面粉，手被卷进了滚动的机器，右手无名指和小指被轧断，皮肤被揭到了手臂，送到医院时，鲜血浸透了包裹的厚衣。在切除手术后，母亲一边忍着疼呻吟，一边念叨着“这一家怎么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母亲的右手变成了“锤子”——没有无名指和小指，食指中指弯曲倾斜和手掌的皮肉生长在一起，不能动弹，只有大拇指的第一关节可以上下活动。母亲因工负伤，没有领国家一分钱的伤残金，没有为此多提一个要求，只有一个工伤证。
　　由于家庭困难，母亲没有停下工作，但又不能再从事技术性的制作了，只能在烤炉的终端接运装着烤好食品的铁盘子，这通常都是男人的工作。她每天都要接下上千个盘子，温度高、盘子大，虽然戴着手套，但还是磨出了厚厚的茧。时常能见到她下班回家坐在灯下，抚摸病手的背影。
　　五个子女相继成人、成家，也传承了母亲踏实肯干、坚强独立、宽容忠诚的秉性。为了照顾亲戚，母亲先后还接纳三个外甥、一个侄儿在家生活、受教育，也均升了学，有了各自的工作。孩子们长大了，母亲变老了。可她没闲着，又承担起了照顾外祖母的责任。外祖母患有老年痴呆，认不清也记不住人，母亲会细心的给她洗衣被、洗澡、做饭，睡在她的床前，在外祖母92高龄安然而去前，外祖母一直称呼母亲——“妈”！
　　现在，母亲已七十有八，是该享享清清福的时候了，可她却每天早出晚归，在菜地里耕作，种油菜、玉米、花生、芝麻、洋芋等等，家里自给自足不说，还经常送给子女、亲朋，子女回来，如果不带点走，她还不高兴；若是还有吃不完的，她还会大清早的到集市上去卖菜，多是低于市场行情的早早地就卖完了。每个星期我们去看望她，如果家里没见着，那到菜地里去寻她准能见着，而她回来后，都会不声不响地做一桌子菜，孙子辈们都爱吃，我每次吃的时候，都能吃出幸福的味道。
　　在风风雨雨的七十多年岁月里，母亲不辞辛劳，从没听见一声累，也没听见一声怨，默默付出，用双手践行着善良、担当、坚韧、温柔、勤劳的中华民族妇女传统美德，母亲的手虽然已经残缺，但在我心中，却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