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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张家界市简史
来源: 市政协 发布日期: 2018-08-13 作者: 戴楚洲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民族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变革,从古代民族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是多源的,各民族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融合其他民族。中国各民族起源具有多元性特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武陵山区土家族族源问题是学术界研讨难点,民族学界颜勇等土家族研究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多源说”,认为土家族是多源一体的少数民族。“多源说”研究专家普遍认为:土家族族源不止一端,而是多源合一,土家族的主要源头是濮人和

 

 


作者简介:戴楚洲1963—   ),湖南省慈利县人土家族现任湖南省张家界市政协副秘书长张家界市历史文化研究办公室主任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三峡大学兼职教授长江师范学院兼职研究员

巴人。先秦时期,张家界市境内已有濮人、巴人、楚人等古代民族繁衍生息。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张家界市土家族的历史渊源、现实特点、识别实践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我们认为“多源说”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张家界市土家族是以土著先民“濮人”为主体,逐渐融合巴人、楚人等其他古代民族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

 

一、远古时代张家界市境内原始文化遗址

 

张家界市张家界市人类历史非常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张家界市境内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类。从近年来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张家界市境内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创造“原始文化”。张家界市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是原始社会时期氏族、部落留下的原始人类活动遗址。石器时代遗址分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区别在于前者是打制石器,后者是磨制石器。

张家界市境内已经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3处。2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张家界市远古人类祖先使用石头打制的工具从事挖掘、砍伐和狩猎活动。1986年以来,慈利县零阳镇金台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盘状器和石核等打制的旧石器5件,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遗物。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北京大学吕遵锷教授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家荣等考古学专家鉴定,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1988年,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包子堡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砍砸器和石片等文物。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袁家荣实地鉴定,3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距今约3万年至10万年。慈利县零阳镇金台村小堰塘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和石斧等多件石器。澧水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燕儿洞洞穴发现距今约3万年的“晚期智人”化石,有人类左腿股骨一段、下颌骨一块以及人类完整牙齿六颗,是湖南省首次发现的远古人类化石点,填补湖南省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的空白,对研究武陵地区人类起源及其进化有着文物价值 [1]。

   张家界市境内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0多处,以土著先民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为特征,氏族日益扩大,并且营建栖息的原始聚落。慈利县零阳镇太坪村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夹炭陶、夹砂红陶,器形有罐等。慈利县零阳镇零溪村三股凸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锛等石器。慈利县苗市镇小沙村屋场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釜、豆的陶片和石斧,为距今约6500年的大溪文化遗址。慈利县溪口镇桃坪村璞榔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钵、杯等陶片和刮削器、尖状器、石斧,为距今约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遗物。慈利县金岩乡刘坪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磨制石斧四把。慈利县苗市镇洞湾村园凹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罐、鼎、釜、钵等陶器,为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是父系氏族公社遗物。据《湘西自治州文物志》记载:1980年6月,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队考古专家在大庸县城“古城堤”遗址作了发掘。“古城堤”遗址下层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刮削器、磨光石等石器和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印纹硬陶等陶器,属于原始社会晚期遗物。永定区大庸桥街道办事处且住岗村白鹤嘴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斧和石锛等磨制石器。永定区大庸桥街道办事处大庸桥村丁家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锛、石球和刮削器等磨制石器。1987年,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河边二台地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麻面鼎足、尖足陶鬲和陶罐,为龙山文化遗存。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菜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片为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器型有夹砂陶罐、鼎足、豆柄等,为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

    远古时代,部落之间发生冲突,流传在张家界市境内的神话和传说反映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风貌。传说人物、炎帝神农氏雨师赤松子在慈利县隐居以后,成为隐逸文化鼻祖。清代《直隶澧州志》记载:“赤松子,相传隐居赤松山,迄今有丹灶。”五帝尧舜时期,土著的“南蛮”聚居在张家界市境内。据《吕氏春秋》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4200多年前,舜帝把兜部落流放到澧水流域的崇山,融入“南蛮”之中。《尚书·舜典》曾载:舜“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又载:“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兜部落从河南丹水出发,跨长江,溯澧水,来到崇山定居。苗族史诗《鸺巴鸺玛》描述苗族迁徙情况:“从澧州澧岘上来,从桃花溪桃花沟上来,从桃花园桃花峒上来……沿着长长的河水上走,顺着高高的大山上迁。穿过抬头望不见天的茫茫森林,冲过七拐八弯的激流险滩……”终于迁到崇山(苗语叫崇山为高戎霸凑)。兜死后葬在今永定区后坪镇的崇山,他的后裔演变成为苗族“仡”。从此,崇山一带成为苗族祖先活动中心。苗族分布的永定区、泸溪县等区(县)保留许多记载崇山、兜墓、兜庙、兜鼎和兜屋场的文献资料。宋代罗泌在《路史》中说:“兜……所窜之崇山,则今慈利也,有兜墓。”明代《万历慈利县志》也载:“崇山在县西百余里,舜放兜于崇山,即此。”清代《道光永定县志》卷六又载:“崇山绝顶有巨垄,相传为兜冢,土人皆以见之为不祥。”“兜”在苗族中有很大影响,苗族石姓奉兜为祖先。苗语称湘西北苗族石姓为“仡”,石姓有大、小之分,苗语竟然直呼“大石姓”为“兜”,证明苗族石姓是兜部落的后裔。

     

二、上古时代张家界市境内民族历史源头

    

周代《礼记》等史籍多把长江流域的濮蛮、巴蛮、苗蛮和荆蛮等古代民族统称“南蛮”,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多由“南蛮”演变而来。张家界市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夏商周三代张家界市境内也为濮人、巴人、楚人等“南蛮”杂居之地。夏代,张家界市境内属于《尚书·禹贡》所划“九州”的荆州之域;商代,张家界市境内属于“南蛮”所居荒服之地。故明代《万历慈利县志》载:“慈(利)于殷周为蛮、所居。”东汉时期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南方蛮也。”“蛮、”为商周时期南方少数民族通称。西周时期,张家界市境内属于“百濮”。春秋战国时期,张家界市境内隶属楚国。楚威王以后,隶属楚国黔中郡,境内还杂居着濮蛮、巴蛮、苗蛮等古代民族。所以,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把“南蛮”分为卢戎、苗蛮、濮、巴四个古代民族。张家界市境内已经发现100多处与土家先民具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商周时期遗址。慈利县零阳镇太坪村长堤西周遗址出土罐和豆的陶片。慈利县岩泊渡镇星明村康家溪商代遗址出土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夹砂红陶。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象鼻嘴商代遗址出土鼎和豆的陶片。慈利县溪口镇杜坪村樟树塔商周遗址出土罐、鼎和釜的陶片。慈利县杨柳铺乡茅屋台商代遗址出土鼎、罐和豆的陶片。慈利县江垭镇临江居委会商代遗址出土陶罐1个。永定区枫香岗乡青鱼潭村龚王庙商代遗址出土鬲腿1个和陶片若干。永定区大庸所乡武溪村溶洪台商周遗址出土鬲腿2个和陶片若干。永定区黄家铺乡周家坊村蚂蚁岗商周遗址出土鬲腿1个和陶豆2个。永定区关门岩乡禾家村老龙岗东周遗址出土鬲足、豆柄和陶钵口沿。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庙湾商代遗址出土罐和壶等陶器。桑植县澧源镇高家坪村周代遗址出土罐等陶器。桑植县南岔乡兴旺塔村浸水洛商周遗址出土罐和鼎等陶器。桑植县凉水口镇姚儿坪村大塔坪周代遗址出土罐等陶器。

    (一)商周时期张家界市境内濮人源流

“濮人”是商周时期以汉水流域及其西南部澧水流域为中心的土著民族,创造了以釜和鼎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殷商甲骨文有多处商王朝讨伐濮人的记载,濮人不堪商王朝的民族压迫,被迫向南迁徙,并与周人结盟。据《史记》载:公元前1066年,濮人等南方八个古代民族参加武王伐纣灭商的牧野之战。《逸周书》又载:“(周)成王之会……卜(濮)人以丹(朱)砂。”濮人向周王朝称臣纳贡,周、濮关系相对缓和。汉代孔安国:“庸、濮在江汉之南。”西周时期,江汉流域濮人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百濮”,成为南方最大的部落。汉代扬雄在《蜀都赋》中写道:“东有巴,绵亘百濮”。濮人没有建立国家,社会组织是部落。晋代杜预在《左传释例》中说:“楚(国)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清代王鸣盛在《尚书后案》中也说:“湖南辰州实古濮人地。”黄尚明在《从考古学看先秦时期濮人的迁徙》一文中提出:湘西北的釜、鼎文化圈与古代文献记载的“百濮”地望相符,创造土著文化的民族实属上古“濮人”。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柴焕波在《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一书中说:“土家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其底层土著居民可追溯到上古的濮人。”湖南省博物馆专家何介钧在《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一文中指出:“少数(濮人)与进入湘西地区、居住在山区的巴人相融合,成为现在土家族的先民。”

从发现的商周时代文物看,张家界市土著先民的族属应为“濮人”。王宏在《试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与族属》一文中提出:“皂市中层文化”为“濮文化”。1988年,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龚家坟山商代遗址发掘土著先民建筑基址,出土釜、缸、鬲、豆和夹砂卷沿平底罐等陶器。泥质陶罐腹部刻有蚕纹一周,以水波纹、弦纹饰于平底罐的颈腹之间,在国内实属罕见。桑植县朱家台遗址是以陶罐、陶釜、陶豆、陶鼎和矮粗颈壶为代表的濮人遗存,是没受到中原地区商周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是全国独有的土著文化类型。朱家台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少量为红陶和黑陶;器形以平底罐为主,其次是釜、豆和缸残片。柴焕波在其《湘西古文化钩沉》一书中明确指出:“朱家台文化的族属是濮人。”慈利县江垭镇柳枝坪遗址发现商代土著文化遗址出土罐和钵等陶器。慈利县象市镇大田商代土著文化遗址出土鼎和盆等陶器。慈利县零阳镇北岗村商代遗址出土釜、罐和盆等陶器。

“濮人”是澧水流域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的土著先民,是土家族的主要源头。《辞海》说:“濮,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民族名。殷周时代分布于江汉以南。春秋以后渐散于今湖南省西北部澧、沅二水流域。”公元前822年,楚国国君熊霜去世以后,他的三个弟弟均争王位,《史记楚世家》记载了王室争位结果:“三弟争立。仲雪死,叔(熊)湛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证明西周晚期濮地尚未成为楚国版图,故能保护楚国王室流亡者。春秋初期,楚君冒开始讨伐濮族,即《国语》载:“楚冒于是乎始启濮。”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熊通率兵开发濮人居住地区,即《史记》载:“(楚武王)三十七年……始开濮地而有之。”又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之后,迁入武陵山区的濮人保持本民族特征,留下包含濮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澧水流域濮人与巴人融合以后,经过数百年变迁,逐渐演变成为秦汉时期土家先民“武陵蛮”的一部分。何介钧专家在《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中认为:“先秦时期在湖南地区居住和活动的主要有越、楚和濮三个大的族群,另外还有巴……湘西和沅水中上游在楚入主以前,应与我国西南的大部分地方属同一文化区,其民族属于同一大的族群,这个族群就是百濮”。谢心宁认为:土家族渊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濮人,是古代土著人的后裔,这些土著人族属就是古代濮人。徐中舒在《巴蜀文化续论》一书中提出了土家族族源的“濮人说”。国家民委也于2009年出版的《土家族简史》提出了“濮人说”。柴焕波在《湘西古文化钩沉》中也提出:“土家族源于古代的濮人,其古代生产方式为渔猎,以虎为主要图腾。”春秋战国时期,濮人铸造的宽格青铜剑具有地方特色,呈梯形,剑与茎合铸。宽格铜剑和豆、壶陶器同出是战国濮人墓的标志。1981年,慈利县官地黄牛岗战国墓出土的无首扁茎宽格铜剑,与保靖县四方城战国墓出土的8件宽格铜剑相似,均为土著“濮人”铸造的兵器。2001年,张家界市文物局专家在张家界市城区三角坪对菜籽湾战国墓葬进行发掘其中,M12墓葬出土扁茎宽格铜剑、铜带钩、铜饰件等濮人铜器和陶壶、陶钵、陶豆等陶器,为战国早期土著濮人墓葬。永定区大桥街道办事处且住岗居委会野猫沟战国濮人墓出土的扁茎宽格铜剑刻有铭文12字,为全国罕见。此外另有战国原始青瓷罐等国家一级文物4件。桑植县朱家台战国墓共有25座,出土68件随葬品,包括陶器61件,铜器、铁器及琉璃器各2件。桑植县朱家台战国墓中有4座濮人墓,其特点是墓中多出陶豆。从器物看,既反映以濮文化为基调,又吸收巴文化和楚文化的因素。桑植县龙潭坪镇、永定区王家坪镇和慈利县高桥镇、龙潭河镇、溪口镇、甘堰土家族乡和石门县所街乡、城关镇等乡(镇)发现族属为濮人的崖墓葬(又名悬棺葬)100多穴。濮人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土家文化含有濮人文化因子。古代濮人民居为“干栏”房,澧水流域保留许多土家族转角楼建筑。

   (二)春秋战国时期巴人流入张家界市境内

巴人最早居住在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西汉刘向在《世本》中最早对巴人作了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2]”夏代初年,巴人西迁。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与焉”。殷墟甲骨文也有“巴方”的记载。商代后期,武丁率兵征伐巴方,巴人定都于枳(在今重庆市涪陵区)后,部分巴人发展成为善于射杀白虎的“板蛮”。公元前11世纪,巴人参加武王伐纣战争。《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左传》亦载:“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宗族姬姓于巴地,建立奴隶制巴子国。巴族支系众多,据《华阳国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其属有濮、、苴、共、奴、、夷、之蛮。[3]”

春秋初年至战国早期,巴人溯清江,沿水以及澧水进入澧水流域,澧水流域遂有巴人活动。战国中期,巴国南抵楚国黔中郡。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司马错率兵消灭巴国以后,设置“巴郡”。巴人四处逃散,又有部分巴人流入澧水流域。澧水流域土家族来源于秦灭巴后定居在武陵地区的巴人。唐代梁载言在《十道志》中说:“楚(秦)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名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4]”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说:“黔中,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地)也。”宋代罗泌在《路史》中说:“巴灭,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三国志》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5]”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把“板蛮”特征归纳为三点:一是“杀人者得以赕钱赎死”,二是“巴人呼赋为”,三是“巴渝舞”。宋代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把澧水流域土家先民称为“板蛮”,并且突出巴人后裔田姓土家先民活动,如“板蛮……宋元嘉中,天门中令(在今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宋矫之徭役过重,民不堪命,蛮酋田向求等为寇,破中。[6]”可见,《通典》和《太平寰宇记》都把巴人分为“廪君蛮”和“板蛮”两大支系,把土家地区北部巴人称为“廪君蛮”,把土家地区南部巴人称为“板蛮”。中南民族学院彭英明教授在《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一文中指出:鄂西南土家族是巴人“廪君蛮”后裔,湘西北土家族来源于巴人“板蛮”。“”是秦汉时期湘西北、渝东南少数民族交纳的赋税名称,交的钱币叫钱,交的布匹叫布,巴人因称赋为而被称为“人”。又因打仗时以木板作“盾”而又被称为“板蛮”。唐代《通典》说:“巴人呼赋为,谓之人焉,代号为板蛮。[7]”两汉时期,澧水流域土家先民交纳布,如明《隆庆岳州府志》载:“汉,零阳县(今慈利县),岁输布,大人一匹,小口二丈”。

自古以来,张家界市境内出土巴人制造和使用的铜制乐器虎钮于10多件。早在宋代,史学家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说:“淳熙十四年(1187年),澧州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盖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宰是邑,得一。[8]”清代《永定县志》记载永定县城观音桥聂氏、王氏及楚氏家藏虎钮于。永定区兴隆乡熊家岗村等地先后出土东周时期巴人虎钮于5件。慈利县蒋家坪长建村出土战国时期虎钮于1件慈利白公城城址出土于1件。慈利县城官地黄牛岗战国墓出土巴人铜铎1件。慈利县城出土战国环钮八边形甬铜征1件。2003年,慈利县零阳镇石板村樟树凸M69出土战国巴式扁茎铜剑1件。桑植县出土虎钮于3件和巴人柳叶形铜剑1件。

现在,张家界市土家族人的摆手舞、赶白虎以及重祠祀等风俗都与巴人支系“板蛮”有承袭关系。土家族人认为祖先是“打虎匠”,视白虎为“恶神”,认为“白虎当堂坐,无灾必有祸”。因而过年时,门前挂灯以示驱赶“白虎”。可见,古代巴人是澧水流域土家先民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根据潘光旦教授的 研究报告《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提出的“巴人说”,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月3日发出统发电570号电文《关于确定“土家族”民族成分问题》,正式认定“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国家民委发了民政字[1982]第240号文件《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后,张家界市各县党政领导参照土家历史、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推介了一大批民族研究成果,恢复了一百多万人的土家族成份。张家界市人大副主任谷臣章在《桑植少数民族》一书中指出:桑植县大部分地域是巴人活动地区,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大庸县志》写道:古代巴人曾在大庸县境繁衍,向、覃、田等姓土家首领均属巴人后裔,与古代巴人相氏、氏、郑氏确有历史渊源关系。岳麓书社出版的《慈利县土家族史料汇编》一书明确提出:“慈利县土家族是以巴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

(三)战国时期张家界市境内楚文化钩沉

    楚人发祥于鄂西北荆山(在今湖北省保康县、南漳县等地)“荆楚”始见于商代。《诗经·商颂》云:“维汝荆楚,居国南乡”。商代中期,武丁征伐世代居住在漳水流域的“荆”部落,即《诗经·商颂》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衰荆之旅”。到了商周之际,处于荆山一带的荆蛮”部落发展成为地方势力。

    商代晚期,祝融部落联盟从中原地区向南迁到豫西南的丹江流域。楚史研究专家张正明在其专著《楚史》说:楚人信史时代是从鬻熊开始的,《史记·楚世家》记载:“鬻熊子事文王”。鬻熊归附周文王,成为火师。鬻熊肇业以后,其子孙居住在豫西南淅川县丹江之阳。鬻熊去世以后,子孙以鬻熊之字“熊”为姓,此乃熊姓由来,鬻熊被熊姓后裔尊为熊氏得姓始祖。鬻熊之子熊丽继任酋长以后,率部避难于湖北省南漳县西北部的雎山。

  史学界专家普遍认为:西周初期,周成王中年,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分封熊丽之孙、熊狂之子熊绎于土著民族“楚蛮”之地,始建“楚子诸侯之国”,建都丹阳(在今湖北省南漳县城附近),“楚”乃成为邦国之号,并为族名。[9]楚国兵微将寡,国弱民贫。熊绎乃以丹阳为立足点,带领楚人开荆山,即如《史记·楚世家》所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虽然楚君向周王室进贡“桃弧棘矢” ,但是由于楚人被周王朝视为“蛮夷”,因而不能参加中原岐阳诸侯盟会,故《史记·楚世家》载:“楚曰,我蛮夷也”。

     东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楚国国君熊胸之弟熊通自称楚武王,开始设县,派遣县尹治理。公元前689年,楚武王之子楚文王熊赀由丹阳迁都至郊郢(在今湖北省宜城市南部)。公元前505年,楚昭王迁都至栽郢,扩建纪南城(在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故名江陵)西北,今名纪南故城)。楚人走出荆山以后,发展成为诸侯大国 ,并创造了“荆楚文化”。                  

    春秋初期,楚军将士开始进驻澧水流域,设置军事据点,并且首次把澧水流域纳入楚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和版图,“荆楚文化”逐渐成为澧水流域多元文化的主体。楚国国君率领将士征伐澧水流域,遭到土著民族“濮人”反抗。《史记》和《国语》都有楚国国君冒“始启濮”的记载。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熊通率兵占据澧水两岸“濮地”。春秋中晚期,楚人聚居在沅、澧水中下游。战国早期,楚国始在武陵山区设置黔中郡,加强对本地先民的统治。黔中之名始见于《战国策·楚策》:“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史记》亦载:楚宣王时,“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战国晚期,秦国多次进攻楚国黔中郡。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郡西部。公元前277年,秦国将领张若率兵征伐楚国五溪地区以后,把楚国的巫郡及黔中郡合并成为秦国的黔中郡。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记载:“秦黔中故郡城在(沅陵)县西二十里”。唐代《括地志》亦载:“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史学研究专家认定秦黔中郡郡治在今沅陵县太常乡窑头村窑头古城。公元前223年,秦国消灭楚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设置三十六郡。其中,黔中郡辖慈姑县和武陵县等县。

    楚国迁建郢都之后,由于距离很近,澧水流域成为楚国“京畿”地区,比湖南资水流域和湘江流域“前卫”得多。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在澧水流域修筑一些城堡和商贸中心。现在发现的有慈利县白公城和石门县古城堤等古城址,白公城因春秋末年白公家族所筑而得名据明代《弘治岳州府志·慈利县》记载:“白公城在县东五里,四面有门。相传楚白公胜所筑。”清代《嘉庆慈利县志》却载:“白公城在县治东二里零溪旁……白公善筑。”白公家族居住澧水流域,白公胜族兄白公善家居澧阳(即今澧县)。楚国右军将领公善遵循楚昭王旨意,部曲所到之处,只求土著臣服,筑城守之,故有白公城。可见,湖南省境内有史料明确记载的最早城“白公城”建城史已达2500多年。白公城古城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铁器、青铜器和漆木器是楚国附近“巴蜀文化”遗留,印证春秋战国时期巴人、楚人杂居在白公城的历史。

许多历史文献都曾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张家界市隶属楚国。据清代《光绪湖南通志》载:“荆州之域,商周时为蛮、所居。春秋战国属楚,秦置黔中郡。”清代《康熙慈利县志》亦载:“慈利(含今张家界市境),秦慈姑(县)也。《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战国属楚。清代《道光永定县志》又载:“春秋战国时属楚。”清代《同治桑植县志》还载:“春秋时属楚。”近年来,张家界市出土许多春秋战国时期楚式鬲、长颈壶等具有荆楚文化特色的楚人文物,印证春秋战国时期澧水流域隶属楚国1978年,慈利县零阳镇戴家岗春秋战国遗址出土楚人文物鬲、罐、豆、盆、缸、瓮、甑、筒瓦、板瓦等陶器和斧、凿等石器,具有楚国文化特点。1981年,慈利县城官地黄牛岗6座战国早期楚墓出土了青铜器鼎、剑、戈、矛、戟、铎、勺和陶器钵、壶、罐、鼎、盘、豆、勺等。1987年,慈利县城关镇石板村、零溪村36座战国中期楚墓出土铜器、陶器和漆木器300多件。其中,铜戈、铜铍、铜镜和木镇墓兽虎均属湖南罕见。还出土楚简1000多枚,共计2万多字,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楚简,内容为我国最早史书之一。2003年,石板村骑龙岗发掘战国至西汉墓葬318座,出土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玉器、木器和礼器等各种文物2000多件。永定区古城堤战国时期遗址出土鼎、碗、壶、罐、鬲、盆、豆、缸竹简、木牍、筒瓦、板瓦等文物。1991年,永定区三角坪战国墓出土了铭文铜戈、铜镜、铜剑、铁剑和鼎、壶、甑、釜、豆等陶器。2002年,在欣业家园发掘战国楚墓数座,出土文物300余件。其中,楚剑、碧玉、木剑、漆木器等尤为珍贵。古墓群占地1500平方米,两座较大楚墓形制规格甚高。桑植县8处春秋中期遗址出土了楚人的“鬲足”等陶器。1990年,桑植县朱家台发掘战国墓22座,出土陶器58件、铜器2件、铁器2件,吸收了楚文化因素。  

春秋时期,大量楚人向南迁移,澧水流域出现濮人、巴人和楚人等多元文化融合局面。战国时期,楚国著名诗人屈原游历沅澧流域以后,写下《九歌》、《九章》和《离骚》等诗篇。屈原在《九歌·湘君》中写道:“望涔阳(在今澧县)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捐余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澧水岸边)。”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又说:“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捐余袂兮江中,遗余澧浦。”“南蛮文化”在荆楚文化中起了作用,《九歌》所祭“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等神是屈原流放到江南以后看见“南蛮”祭祀的神。春秋战国时期,澧水流域曾是邻近楚国郢都的腹地,楚文化特征突出。战国晚期,楚国辞赋家、屈原弟子宋玉隐居澧水之流道水河畔,修筑宋玉城(在今临澧县望城乡宋玉村),教人读书,看花放舟。中国文学之祖“屈宋”之后两千多年以来,楚人风俗一直不绝。《明一统志》记载:“(澧州)旧属楚,为黔中地。至今有楚遗俗,有屈原之遗风。”清代《道光永定县志》亦载:“楚南夙号多材,澧浦代生哲士。永邑虽属边陲,而屈骚宋赋,不辍披吟;车渚范台,实相景仰。”《民国慈利县志》描述了屈原对武陵文化的影响:“屈原遁楚澧浦、涔阳,擅名骚雅,搴兰写怨。厥体芬芳,顾承学撰述千年莫闻。”

     最近,邢敏建提出了“楚人为土家先民一部分”的新观点。秦灭楚后,张家界市境内部分楚人后裔演变成为土家先民之一。“荆楚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土家族人聚居的澧水流域因为交通闭塞,仍然流行“荆楚文化”遗风,“荆楚文化”因子仍然保留在土家文化之中。楚国盛行民间巫舞,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宗教舞蹈巫舞在楚国长盛不衰,屈原的《九歌》等篇生动地反映巫舞的各个方面。《楚辞》有关篇章与土家文化有许多联系,也对土家戏剧茅古斯的衣食和农事就有描写。屈原《九歌》写道:“洞庭波兮木叶下。”土家族《梯玛歌》也有《颂洞庭侯主太》等歌词。张家界市土家族人办丧事时还唱屈原的《国殇》,演傩愿戏时又唱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人崇凤,土家族人在神龛上插雉鸡尾就是崇凤图腾的遗俗。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文物志》第14页,

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

[2]清代张澍辑西汉刘向《世本》卷三。

[3]晋代常璩撰《华阳国志•巴志》。

[4]清代曾国荃等纂《光绪湖南通志》卷八十一《武备志》。

[5]晋代陈寿撰《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

[6]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

[7]唐代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8]宋代洪迈撰《容斋续笔》。

[9]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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