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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坎坷寻“红”路
来源: 发布日期: 2017-08-30 作者: 柯云  


  一家五姊妹当红军,其中,四姊妹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战功赫赫,这是我军 历史罕见的伟大壮举,因此,周总理誉称他们为“长征途中姊妹花”。本文记载的是五姊妹中的大姐,也就是贺龙元帅的原配夫人蹇先任同志寻找红军的传奇故事。90年代初期,蹇老回到慈利老家,笔者有幸采访了这位16岁(即1927年)参加革命、饱经风霜的革命老红军。得知她在长征前夕的一段极不寻常经历,与长征相比,其艰难程度有过之而不及。她克服千难万险,矢志不移地寻找红军,在长达4年零2个月日夜兼程的坎坷之道,行程无法计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笔者含着泪水记下了这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场面。
  背上孩子寻征人
  1930年8月,湘西北山的红枫在秋风疾扫下,开始凋零,准备迎接寒冻的袭击。贺龙受令率领红四军将从桑植出发,开始东征,打算在敌人薄弱的宣恩、利川、恩施一带发展游击战争。临别时,贺龙对即将分娩的妻子蹇先任幽默风趣地说:“任先生(贺龙向她学习文化的尊称),你准备要吃大苦了,我不能帮你啥子忙,望你多多保重。”并交代有关事宜。先任望着贺龙那双炯炯有神的眼晴、神奇的一字胡和消瘦的面庞,心痛地说:“你整天行军打仗,身边无人照料,要注意身体。我不用你担心,到时我来找你,让你一个惊喜。”
  贺龙将贴身警卫员朱绍田和汪希清两人留下,对他俩反复叮嘱说:“先任同志和孩子的安全就托付给你们了,若有闪失,我拿你们是问。”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贺龙迎着朝曦,跃马扬鞭,向东方驰去。先任和朱绍田、汪希清目送他的身影消逝在云山雾岭之中。
  先任先寄住在贺龙预定的官地坪一同事家中,后因形势变化,又转到七郎坪。第5天,顺利地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按照贺龙的旨意,取名“红红”。孩子刚生下不到半个时辰,谷大姐前来探望,先任又惊又喜。她对先任关怀备至,事无巨细,全由她料理。临走时,再三交代贺龙妹妹贺绒姑,要她好好照顾先任嫂嫂。
  谷大姐是当地游击队长拥有30左右人枪。队员们多是她的亲戚朋友,但都是穷苦人,深知只有跟共产党走,和红军一道干才是唯一出路。他们这时的主要任务是给红军部队砍柴送粮,有时还同小股敌人进行小的战斗。谷大姐诚恳地对先任说:“先任同志你是有知识的人,虽年纪很轻,但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短,若不嫌弃,就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吧!”先任因生孩子,不能随军出征,内心总是不安,想到如能在此发展组织,壮大队伍,做些支援部队、建设政权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便一口答应了。
  没过几天,从鹤峰走马坪传来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说那里有人叛变了,有几位同志遇害。又有人说,损失不大,叛徒被镇压了。众说纷纭,真相不明。先任的大弟先为一直在鹤峰从事地下工作,因患眼疾在走马坪一带边治病边工作。先任很担心他的安全,便派朱绍田打听一下。两天后,先为随绍田一起来了。先为说,这次叛变的是几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趁黑夜偷袭我们住房,企图谋杀龙在前同志,幸巧龙不在,才幸免毒手。龙在前闻变,立即逮捕处决了凶手。先任听罢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谈话时,一个身背大刀的黑汉闯进门,要先任开条子批准成立农会。先任说:“你们成立农会,应与当地乡政府商议,我不能开条子。”经再三劝说,他才悻悻离去。不到半天,又来了3个背大刀的人,强硬的要她批准成立农会。先为认为这里很不安全。对先任说:“姐,你在此发展组织,开展工作的计划虽好,但你人地两生,又有小孩,不宜在此久留,还是同我去鹤峰找特委分配工作为好。”先任接受他的意见,告别谷大姐,随同先为去了鹤峰,会见了特委书记周小康同志,要求分配工作。周小康说:“你抱着孩子怎么工作?还是到鹤峰县委帮助工作吧!”于是,先任便去县委帮助宣传部作事,同时,也做一些妇女工作。
  1931年春一天,一片乌云遮住了红色根据地的天空。周小康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抓“改组派”。此时,混进革命队伍的不良分子,也趁机陷害好人。可周小康不明真伪,偏听馋言,说谷大姐暗通团防,以“通敌谋叛”莫须有的罪名,把她关进监狱。先任惊悉,即去找周小康询问原因。原来是贺佩卿等诬害谷大姐说她和桑植团防、地主有来往。贺佩卿出身于旧军人,虽当了红军,但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因谷是知他底细的克星,贺便借刀杀人。听不进忠言的周小康仍然先入为主,固执己见。二人在意见相持不下时,周提出:“待我写成报告,请示前方负责同志再定。”先任说:“在前方复信之前,先将谷大姐保释出狱。”谷大姐出狱后,住在乡亲家里。先任先探望她,一见面,这位一身是胆的老大姐竞哭了起来:“我知道有人告我黑状,过去有些事情,我不好跟云卿(贺龙)深说,少数人嫉妒我深受云卿的信任。”先任安慰她:“大姐,你对共产党有感情,对革命很忠诚,组织是会弄明真相的。”
  不久,周小康拿着前方的回信,来到先任的住处,对她说:“你看看吧,还是我的那个意见。”他的话使先任木然了,“希望”破灭了,什么话也说不出,看来要杀谷大姐已成定局。她认为在这种 情况下,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她万分气愤地苦思冥想:谷大姐错在哪里呢?这天夜里,她一直没有合眼。往常,因工作忙,总觉得夜间太长,盼望黎明早来,可今夜却怕鸡鸣天晓。次日清晨,谷大姐果然被杀害了。她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自己的同志夺去了她的生命。有人告诉先任说:“谷大姐被绑起后,对你仍抱有幻想,她说,我还要向蹇先任告别。”可见她想拖延时间,盼望蹇先任能保释她。
  但是,先任没有去,却在心中说:“谷大姐,你原谅我吧!我不是不想去看你保你,那是因为我的心经受不了那个沉重打击。我已无能为力。不要怪我,谷大姐。”先任暗暗发誓,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尽快找到红军,找到贺龙,于是她踏上艰难曲折的寻红路。
  令人窒息严冬雪
  是年秋末,西风凛冽。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对苏区进行第3次“围剿”,湘鄂敌军纠集了9个团的兵力,向湘鄂边根据地采取包围式进攻。中共鹤峰县委通知,要先任自找隐蔽之地。先任带着红红和朱绍田、汪希清离开鹤峰,来到四门岩贺龙族弟贺文慈的家里。贺文慈有一小股部队,他既不是红军、游击队,也不是团防武装,说白了是保身卫家的族军。一见面,他就对先任说:“你今后有机会跟常大哥(贺龙的原名叫文常字云卿)谈谈,我不反对共产党,可要我跟你们干也不行。”先任问他:“那国民党来了怎么办?”他说:“那还不好办,钻深山老林去嘛,等他们走了,我再回来。”他对先任很热情,给房子,派警戒,有了风声就把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亲转移到山里面。这年冬天来得早,又是一个多雪的严寒日子。到大山中就地取材,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搭起了3间茅草棚,先任和红红,朱绍田和汪希清,贺文慈的父母分别各住一间。
  山中林密,异常寒冷,生活艰苦不用说,先任和战友朱绍田、汪希清多年来已习惯于这种流动的游击生活,心里倒燃烧着一团火,一想到革命的前景,想到战友们在前方浴血杀敌,就感到浑身是劲,什么困难都不怕,深信战胜寒冬必将迎来百花斗妍的春天。可是,贺文慈的父亲过不了这种生活,怨天怨地,牢骚满腹,他指着不懂事的孩子红红说:“若不是你父亲戴上了红帽子,当了共产党,我们怎能会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担惊挨冻啊!”他一边说一边唉声叹气。他又指着茫茫的雪山林海说:“像这样搞下去,我不知道要死在什么地方,很可能葬身在野兽的肚子里。”先任给他讲革命道理:“大叔,现在军阀混乱,苛捐杂税弄得民不聊生,帝国主义也来侵略我们的国土,人民无家可归。云卿戴红帽子使您老人家虽暂时受点困苦,但他是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也是为了子孙后代呀!”贺文慈反而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声:“唉!你们搞你们的苏维埃,我搞我的四门岩。”红红这时已有一周岁多了,也许是艰苦的战争年代磨练她,身体长得很结实,聪明活泼,她不但能够拉着妈妈的手迈步,还不时“咿咿呀呀”学语。先任望着她那张可爱的小脸蛋出神,多么酷似她爸爸云卿,不由抒心地笑了。
  山里白天也是雾气障目,只能看到一两丈远,直到中午雾幕才渐渐收去。晴天天色稍好一些,如果是阴雪天,白日犹如黑夜。到了晚上,呼啸的山风,摇撼着草棚,风卷雪花,吹进草棚里,被子也结了薄冰,冻得孩子不能入睡。母女满身挂着白雪,红红被冻得啼哭不止。先任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拍着,一边踱着碎步,一边轻声哼道:“红红快快长,好当红小鬼,坚强不哭啼,妈妈喜欢你,打仗归来时,妈妈亲着你。战争无日息,报国作先驱,亲人相离别,欢聚定有期……”不久,听说占驻鹤峰之敌撤走,先任决定到那里去找党组织,争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她顾不得气候严寒,路途艰险,辞别了贺家父子,带着红红和绍田、希清踏上了鹤峰之路。
  料峭寒风如针似刀,长途跋涉使成人都有些吃不消。红红整天被放在用棉花破布围垫好的背篓里,由他们轮流背着走。红红平时很乖,不轻易吵闹,仿佛知道不能给妈妈和叔叔们惹麻烦。可走了10多里地,她却不住地哼哼起来。先任边走边说:“红红乖,不要哼,现在妈妈没有东西给你吃,等走到有房子的地方,就给你喝米汤。”山路荒无人烟,走到天黑,才找到一户能落脚的人家,红红也才能吃到一点土豆。起初对孩子的超常表现,先任并没介意,以为是旅途劳累所致。没想到两天后孩子发了高烧整天昏昏沉沉,不肯吃喝。先任心急如焚,日夜抱着她,当看到她满身出了红点点,才知是出麻疹。在这偏僻的山沟里,到哪里去找药呀!孩子没药吃,高烧不退,身子黄瘦,百般无奈,只在心中默默祝愿:“红儿啊,快快好吧,妈妈带你去找叔叔姨姨,你就少挨饿受冻了。”然而病魔是无情的,红红身上的疹子消失,小脸儿变得灰青,鼻孔翕动着,烧得如火的身体一下子冰凉了,气息越来越微弱,一双眼窝凹陷的大眼珠,失神地看看她,睫毛慢慢盖住了双眼。还未见到爸爸的红红,就这样结束了苦难的小生命。先任抱着孩子的尸体,肝肠欲断,呆呆地坐着,很久流不出一滴眼泪。
  她亲手埋葬了红红,回到屋里,看到空了的背篓,往事一幕幕闯入脑际,眼泪终于像决堤的河水夺眶而出,流湿了衣襟。回想起两年多血与火的考炼,16岁参加红军、入党,从一个文弱的女学生变成一名红军干部,自怀这个孩子后,失去与丈夫并肩战斗的机会,独自经历了警卫员代文清叛变投敌, 险些送命。红红出世后,为抚养她,又不能随军东征,而在风雪弥漫的山林中过活。部队出发前,原想把红红找人寄养起来,却找不到收留她的人家。这不能怪亲族和群众,因每次“围剿”,不少红军的孩子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他们杀人不眨眼,有的把孩子挑在刺刀上舞耍,有的残忍地用双手把小孩子的两腿撕开!更有甚者,把孩子放在烘燃的火堆里烧着取乐,令人惨不忍睹!所以,群众不愿寄养孩子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这里全是大山区,群众生活本来就很苦,既要躲避敌人的烧杀,又要耕种田地,哪有精力替人抚养小孩子。想到这一切,辛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但她马上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自叹自解,作为一个革命者决不能过分沉甸在个人的哀伤之中,应当振作精神,把感情寄托在革命事业上。这样一想,心中悲痛似乎减轻许多,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先任到鹤峰后,特委书记周小康分配她到特委机关做文书科长。她每天不分昼夜地拼命工作,迫使自己没有功夫去想念红红。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以加倍的工作效率,夺回因孩子拖累而失去的时间,加速寻找红军的进程。
  叛军翻脸扬屠刀
  1932年5月,川军赵鹤部在宣恩、建始、恩施、鹤峰四县团防的配合下,分两路向鹤峰逼进 ,发动了第4次“围剿”桑鹤苏区。留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的独立团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屡战失利,最后特委机关不得不撤出鹤峰,转到四门岩。就在强敌“围剿”的面前,桑(植)、鹤(峰)游击队队长贺佩卿、副队长王湘泉、和被红3军免去职务的贺炳南叛变了。叛军和反动军队勾结一起,遥相呼应,他们在“反共不反贺”的反动口号下,横冲直撞,到处杀人,把一个好端端的桑鹤根据地搞得乌烟瘴气,弄得群众一时难以分清谁是国民党,谁是真正的共产党。
  一天上午,一支队伍在特委机关的驻地突然出现了,他们来势汹汹。先任和独立团经理处长谷容年同志站在特委机关的门前,发现队伍有点异样,谷容年问他们:“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回答:“我们是贺佩卿的队伍。”谷又说:“我们前面有一个监护排,不要搞误会了。”话没有说完,“叭、叭”几声枪响,谷倒在血泊里了。先任和朱绍田来不及多问,就急忙往房子里撤去,想摆脱他们,进到房子里一看,周小康已经带着警卫班早转移了。先任他们因孤军无援,被叛军抓住了,夺去了枪支和马匹。
  叛军把先任等人带到门前。先任仔细地观察这支队伍,这一看使她糊涂了:“他们都带着臂章 ,上面是镰刀、斧头。这不是自己人吗?”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认错了。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再细瞧心里明白了,原来是贺佩卿、王湘泉、贺炳南他们搞的鬼。就在这时,贺炳南和王湘泉来了。先任心头的愤怒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喝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要杀自己人?”贺炳南说:“特委要杀我们,我们就来杀周小康。”他扫了先任一眼,一声奸笑:“不过你放心,我们反共不反贺,等胡子(即贺龙)回来了再说,你就跟我们一道走吧!”
  “反共不反贺”其祸心是很明显的。他们慑于贺龙在湘鄂西的威望,妄图在这个反动口号的掩护下,利用同族的亲属关系,分裂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贺龙同志和共产党分开,卑鄙险恶之极!先任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我不能跟你们一道走,你把抢去的枪支和马匹还给我们,我要走自己的路。”“马匹、枪支要借给我们用一用。”贺炳南不死心,总是劝她跟着他们走。王湘泉也装出一副关心她的伪善面孔说:“你跟我们一道走吧,保证你的安全。”先任心想:跟他们走就是上他们的贼船。她默不作声。王湘泉见她不言语,就进一步劝解:“我们要去追周小康,你怎么不动呀!”先任说:“周小康同志是特委书记,我干么和你们一起去追他。”王湘泉又想个主意,说:“我们要去打仗,那你到贺小妹那里去吧!”先任心想:贺小妹是王湘泉的妻子,到那里去就等于自投罗网。先任坚定地回答:“你们走吧!”就这样。他们见先任心决,加上又因追周小康心切,便匆匆忙忙地走开了。叛军走后,先任的思绪很乱,从红军离开湘鄂边后的根据地形势,想到当前的斗争特点,从贺佩卿、王湘泉、贺炳南的历史,想到他们的叛变,她奋力想从这风云变幻的事态中寻求一个正确的答案。
  贺佩卿、王湘泉和贺炳南都是拖枪出身的旧军人,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回老家拉队伍。1928年初,贺龙根据党的指示,返回湘西重建革命武装时,他们把人和枪都交给了贺龙,表示愿意当红军,并分别当了营、连长之职。这伙人之所以叛变,使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他们投入革命的动机不是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和解放,而是从家族利益和义气出发,怀着“入股做官”的野心入伍,脚踏两只船,一旦革命失利,就凶相毕露,走上了背叛革命的可耻道路。他们在公开叛变之前,借我党左倾路线之机,首先陷害、搞掉了忠于革命、消息灵通的谷大姐,使特委失去一个了解他们阴谋策叛的耳目。他们一面拒绝特委派人,排挤、打击外来干部;一面通过反动族人贺诗伯、贺文桂等人联系,跟湘西巨匪朱疤子、罗效之和“湘西王”陈渠珍等接上了头,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剿共的协议 ,并打着“反共不反贺”的
  口号,大肆杀害共产党人。贺炳南诡称周小康要杀他们,实际上是为他们投敌变节制造借口。先任气得仰天大叫,恨不得马上找到贺龙要他除掉这伙可耻的叛徒。
  贺炳南等人一叛变,湘鄂边形势大变,外有敌人“围剿”,里有叛军作乱,给根据地人民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在去鹤峰的路上,先任一行还遇到了独立团营长田炳桂。田一见面就告诉她说,他是因病带着妻子和警卫人员到后方休养的,遇上叛军,将他们的枪支和马匹都抢去了,也是手无寸铁。他劈头一句就问先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先任反问他:“贺炳南对你怎么说的?”田答:“贺炳南说他反特委了,要把江北佬都杀掉。”(说的“江北佬”就是从洪湖苏区过来的干部)。先任沉思片刻说:“我们到鹤峰一带去找游击队吧!不能再去桑植,那里是贺炳南的老巢。”就这样他们一道朝鹤峰方向走去,偷过了敌人的层层哨卡,到第2天中午时分,走到距鹤峰县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找了个向导。当向导把他们带到山上时,远处对面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他们又折转回来。此时面临前有敌人,后有叛军,真是进退两难。
  当走到一条小河沟时,遇上了周小康,他的腿摔坏了,坐在一个临时绑的椅子上,由警卫员抬着行走。先任当即告诉他前面有敌人,并问他:“小康同志,我们往哪里走呀?”他说:“前面的敌人挡住了去路,后面的贺炳南追来,我们已经走了一天一夜,还是先下山去老乡家里找点吃的再说吧!”说罢派人下山到一户人家买了一些土豆,大家饱餐一顿之后,先任再次问周:“怎么办?”周说:“你们到这边的山里去避身,我们到那个山里去隐蔽。”先任说:“你要我们去的这个山的背面就是鹤峰啊!我们还是一起行动吧!”周摇头说:“我们合在一起人太多不方便。”田炳桂一脸怒气,随先任分头上了山。到了山腰一看,先任不由一愣:唉呀,满山遍野,到处是人,一堆一堆的,有男有女,有江北来的同志,也有其他县的,还有好多群众,都是从鹤峰退下来的。大家坐在树下,愁眉苦脸,有的身上的干粮快用完了,有的已没有干粮了,一个个饿得无精打彩,显然都生活在饥饿、恐怖之中。可是,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块石头,以便一旦有了情况能够自卫。面对这种情景,先任发急:山上的人这么多,敌人倘若一来,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同志们急得直哭,尤其是女同志,都上前来围着先任要她拿主意。先任的心里充满了仇恨和期望,劝大家说:“我们暂时分散到各个山沟或树林中去,缩小目标,便于防止敌人的袭击。”大家按照她的吩付,结伴行动。
  虎穴狼窝脱生难
  夏初的一天黄昏,先任和朱绍田、田炳桂等人下山,到老百姓家里去找吃的,恰巧遇上姚玉蓉(贺龙部下陈其谟同志的妻子)和周小康来了。先任再次恳切地对周说:“小康同志,我们一块走吧!”他还是坚持说“不行,”就在他们对话之间,田炳桂把朱绍田偷偷地拉走了,田对朱说:“你听说了没有,周小康不管我们,我们把他杀掉算了! 夺取枪支好去找贺炳南。”朱说:“这事我做不了主,要同蹇先任同志商量一下。”田说:“那不行,你不能告诉她,否则事情就办不成了。”
  先任与周小康不欢而散。她回到屋里,因身上很脏,想乘机洗个澡,让姚玉蓉在屋外给她放哨,并嘱咐她:“不管是什么人来找,都不要说我在这里。”就在先任洗澡之时,朱绍田接连两次找她,都被姚玉蓉给支开了,最后,朱绍田有些发急了,非要见我不可。姚玉蓉问她:“你找她干什么?”
  朱绍田说:“我有紧急事报告,总是找不着她,我得先走了。”“什么事这么急?”“田炳桂要杀周小康,你把这个事先告诉她!” 说完,朱就急三火四地走了。他们的对话先任早听到了,心中忐忑不安:田炳桂是独立团1营营长,他虽是旧军人出身,曾在贺炳南队伍里多年,但他参加红军后打仗勇敢,并加入了共产党。因暂时困难吓住了他而产生动摇情绪,加上对周小康同志在紧急时刻不组织群众,只顾自己保命很有意见,所以就想杀周。
  朱绍田走后,先任和姚玉蓉感到情况很严重。走吧!到什么地方去呢?不走吧,只有束手待毙。先任眼睛一闪,无意中看到床底下有把大菜刀。也许一种自卫心理的驱使,看到凶器,感到是个威胁,顺手将它拿起扔到猪圈的粪坑里去了。
  不一会,田炳桂的警卫员来了。他一进门就问:“朱绍田到哪里去了?”先任说:“不知道。”那个警卫员在屋子里到处找寻。先任猜想,他是不是在找那把刀?装个若无其事地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什么也不找。”可是,他还是到处寻找。先任又问:“你到底找什么?”他收住了寻找东西的目光,走到先任面前,叹了一口气说:“田营长要我来取那把菜刀。在一个小时前我还看到的,为什么现在不见了呢?”先任追问他:“为什么要找菜刀?”警卫员告诉她:“田营长抱怨听了你的话,跑到这边来了,又找不到鹤峰游击队,要回到贺炳南那里去也没得办法,正在想条出路。”
  先任说:“这么说,田炳桂也动摇了。你是洪湖来的好同志,可不要跟着他们干这种坏事。”警卫员深情地说:“我是不忍心害你的,这里很危险,你快走吧!”田炳桂的警卫员走后,先任感到情况不妙,想通知在另外一处隐身的周小康,有个准备,刚一出门,周的警卫员来了,先任就对他说:“要警惕田炳桂,你们快走吧!”随后,先任去找姚玉蓉,也不见影子了,她忧心忡忡的只得一个人上了山。
  夜,已经很深了,山风吹打树木,发出“沙沙”的响声。先任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爬上了山。山上森林茂密,到处是岩壳,象老虎嘴一样,咄咄逼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痛苦。过去,每当遇到困难时,她常鼓励战友们“坚持就是胜利。”但是,如今感到活下去的难度极大,她失望地找了一个崖壳,一头钻了进去,闭目待死,免受敌人的侮辱,以保持共产党人的节操。由于数天来疲倦不堪,在崖壳里,她一躺就睡着了,直到次日中午才
  醒来。一天一夜,她没吃一点东西,没喝一口水。挨到了太阳快落山之时,听到有人在叫喊
  :“蹇先任同志,你在哪里?”仔细一听,是朱绍田的声音。
  他的蓦然出现,使她想入非非:朱绍田是受云卿的委托留下的,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可在昨天夜里因受田炳桂的威胁而逃走了,今天又来找她,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接着,又听到姚玉蓉也在喊:“蹇先任同志,你怎么不信任我们啦!快出来吧!不然你就要饿死在山上啊!”
  她一边喊一边哭。朱绍田又大声说:“先任同志,你身上任何东西都没带,几块钱都在我身
  上,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呢?”听他们说得很恳切,先任的疑虑减轻了,冒着生命危险从崖壳
  里爬了出来。
  但是,先任还是放心不下,就用心地对附近的地形和有无敌情进行了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征候时,才用尽了力气对他们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呀!”她站了起来,用手理了理乱发,向他们走去。接着,朱绍田、姚玉蓉也迎了上来,3人见了面,虽分别才一天
  多,但却如同久别重逢一样,泪流满脸。先任安慰他们说:“不要哭了,还是找点东西吃吧!如今敌人把老百姓的粮食抢劫一空,要想买一点粮食非常困难的。”朱绍田费了很大的劲,买了一些发霉的玉米麸皮,在老乡家里洗净后用锅煎成饼子拿回来,饥不择食,饱吃一餐,饼子又涩又苦,叫肚子难受极了。
  又过了一天,国军和叛军仍没走,先任他们只好坐在山坡上,静观形势,只见树上有很多蛇,一盘一盘的,再细看差不多每棵树都盘几条,有的有小饭碗那么大,有的有小茶杯那么粗,花的、黄的 、青的都有,嘴里的毒舌头一闪一闪的,豆粒大的小眼晴,死死的盯着猎物,令人毛骨悚然。低头向下一看,各种各样的毒虫和蚂蚁在身边爬来爬去,有时还爬在身上,使人无法躲避。先任是个从小就怕蛇的姑娘,在这恶劣的环境逼迫下,只能听天由命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找到了红军,死而无憾。
  白天虽有毒蛇的威胁,但只要不惹它,它不会主动伤害人。可到了晚上,就更可怕了,豺狼、野猪等野兽,出没无常,一旦碰上了,就有被吃掉的危险。这天晚上,天上乌云游动,忽明忽暗。因为崖壳里又潮又闷,他们露宿在树下。先任背靠一棵大杨树,坐在铺满落叶的地上,从树上的空隙中望着天际的流云和星斗,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仿佛看见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战友们正横刀跃马同敌人撕杀,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随着嘹亮的军号声,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引导一支红军队伍走来了,她欣喜若狂地迎了上去……猛地一阵“呼哧呼哧”的声音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睡眼四处搜寻目标,只有声响,却不见踪迹。一会儿,声音渐渐变小,在远处消逝了。3人不约而同的互相提问:“听到声音了吗?这是什么东西在叫?”根据朱绍田的经验判断,可能是野猪的吼声,大概是没有发现目标就离开了。
  就这样,他们在山上住了两天两晚,玉米麸皮做成的饼吃完了,只有寻找野菜充饥,人已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先任对他俩说:“这样下去不行。住在山上既摸不到敌情,又没有吃的,只有等死,还是要下山。”按照先任的提议,他们下山来到一个老乡家里。有位老乡对他们说:“两天前敌人来搜山,大肆叫嚷:‘要困死红军,饿死贺龙,杀尽共产党。’”敌人还张榜明文规定不准把一颗粮食、一个土豆给共产党,谁要与共产党有来往,发现后就得诛连九族。”先任旗帜鲜明地对乡亲们说:“老乡啊,不要着急,红军会回来的。”接着,那个老乡吐了真情:“我也有个儿子在红军内面当战士,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家里有些熟土豆,是准备让女儿上山逃避清查户口时用的,你们拿去,这里有个瓦罐也给你们提水用吧!”他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乡又钻进了山林,打算等敌人撤走了后再去寻找红军。
  一天,汪希清悄然而至。先任惊异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个地方?”他说:“自从
  我们分手之后,我在这儿转游了一天,到处打听,你们到山下找吃的,搞水喝,老乡告诉我
  ,你们就在这个山上。”先任听他这么一讲,觉得已经暴露了,要赶紧转移。又问:“你打听到些什么情况?”汪说:“两天前鹤峰的围剿敌人搜山,打死我们许多同志,有些人虽逃出包围圈,但跑到四门岩边境时,却遇到王湘泉的叛军,当场就被杀了10余人,其余的被叛军绑走,妇女也被虏去或杀害。”先任听得怒火填膺,她只盼红军快打回来,解救苏区同志和人民的燃眉之急,她一次次在心中呼叫:“云卿你现在在哪里?红军现在在哪里?”先任根据汪希清的意见决定到王家河去。到那个地方或许能打听到红军的消息。她转脸问姚玉蓉:“你是跟着我们走,还是待下来?”姚说:“我是本地人,我可以到亲戚家里去住一些日子,目标小一些。”临别时,先任给她留下一点钱,让她到附近的亲戚家里藏身。她带上绍田、希清上了去王家河的小路。
  破船又遭挡头风
  去王家河的山路全是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又险又窄,灌木丛生,荆棘拦路,落叶满地,白天雾大,从早晨到中午一直是雾气腾腾,看不到3尺远,稍一不慎,就会跌下悬崖。眼望关山,山路漫。走了一段路,陡然几只乌鸦在头顶上飞鸣不已。先任脱口而出:“不好,飞鸟报警,一定是敌人来了!”他们想往回走,可是来不及已被敌人包围了。近前才看清,又是叛军王湘泉的队伍。王湘泉大摇大摆地走到先任的面前说:“唉呀,蹇嫂子,你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呀!”先任他们都没做声。沉默了一会,先任对他说:“王湘泉,你看着办吧!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王湘泉转动了一下那双贼溜溜的眼珠说:“嫂子,看你这是哪里话呀,一场误会,让你受惊了。”先任作了死的准备,用鼻子“哼”了一声,算是对他们的回答。王见她不作声,又问:“你这是往哪里走哇?”先任说:“鹤峰那个山上不能住下去了,我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住。”王装出一副体贴人的样子说:“我叫你到我们哪里去,你不去,偏要吃这等苦!”
  为了摆脱他们,先任来了个先发制人,对他说:“王湘泉,你们不是说不反贺吗?我们是贺龙的人,你打算怎么办?”王湘泉笑了一下,顺水推舟地说:“那好吧,咱们各走各的路。”先任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这次教训提醒了先任,在这条山间小路上,这样险恶的气候条件下,3人一块儿走是非常危险的,一旦遇到意外的情况就难以应付。于是对他俩说:“咱们这样走不行,要研究一下走法。”经过一翻商量决定:由一人在前面探路,同后面保持一定距离,发现敌情及时联系。那么,谁走在前面呢?还没等先任和朱绍田开口,希清抢着说:“这个地方我熟,让我走在前面,你们俩走路的时候,要注意我的信号,如果听到我喊‘我是老百姓,你们抓我干什么’的话时,说明我遇到危险了,那你们就赶快隐蔽。”
  3人忽快忽慢地走了约半个钟头,传来汪希清在前面声音:“我是老百姓,你们抓我干什么!”听到这个危险信号,先任和朱绍田就迅速钻进路旁的雨水冲裂沟里,沟里长满杂草,离小路只有两、三米远。先任刚坐下来,隐隐约约听敌人拉着汪希清,嘴里不干净的骂着,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了。汪希清是跟随贺龙多年的警卫员,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被捕使她无比难过,同时更为他生命担心。不一会,从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先任和朱绍田同时心中一震:汪希清遇难了!顿时,只觉心中一阵绞痛。
  途中两次遇敌的情况表明,山路不能走了。怎么办呢?决定爬山。眼下全是老百姓说的“鬼不生蛋”的原始森林,在山林中,他俩凭着以往行军中学的一些判断方位的知识,朝着王家河方向往前行。饿了,吃一点身上带的干粮,渴了,喝点山泉水,累了,席地而坐休息一会儿。走啊,走啊,不分昼夜,累死累活又走了两个日子终于到了目的地。
  到了王家河, 住在云卿的外叔祖父母家里,凑巧碰到了先任弟媳谭友英,相互交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认为,在这里虽有饭吃,但容易走漏风声。外叔祖父也说,这里是个通道,叛军时常路过,自己的人也常到这里落脚,人多眼杂,万一碰到他们就会招来麻烦。先任和外叔祖父商议,要他送到山里去住,等打听到红军的准确消息后,再作下步行动。就这样先任他们来到十几华里外的大山中,选择一个山坳落下脚。为了遮风避雨,她的外叔祖父把一张晒谷的竹垫用树枝撑着搭成一个窝棚,吃的东西,一方面由王家送给,一方面自己动手挖些野菜填肚。
  这段正是敌人、叛徒内外夹攻残酷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最疯狂的时期,不断传来腥风血雨,先任为同志们和亲人的安危心如火燎,忽然传来弟弟先为牺牲的噩耗,友英哭得死去活来,先任悲痛欲绝,但她想到友英有孕在身,尽力克制自己去劝解友英。然而,毕竟是姐弟之情,先任每当夜深人静时,先为的形象一下子涌现在眼前。戎马倥偬,辗转动荡,姐弟难得聚会,唯有心中遥相祝愿,不料弟弟壮志未酬身先死,怎不令她痛彻肺腑。
  关于先为牺牲的内幕,传说不一,有人说是负重伤后被敌杀害,有人说是被叛军所杀,有的说是叛徒出卖遭反动团防的毒手。总之,蹇先为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壮烈牺牲的,仇恨和悲痛给先任以极大的力量,使她归队的渴望更加迫切了。
  一天,先任他们正思念失去的亲人、战友时,汪希清飘然而至。看到他回来了,先任又惊又喜,忙问他:“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们听到枪声,以为你牺牲了呢!”汪希清笑着,诙谐地说:“马克思还没有让我去报到。”随后他讲起了被捕后逃跑的经过。
  听了汪希清这段惊险的经历,都为他逃出虎口而捏一把汗。今后怎么办呢?先任说:“不管有多少困难和多大风险,一定要找到红军,我们绝不能在这里消极地等待红军来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去找到云卿他们。”
  “我同意,可是四面都是敌人怎么走呢?”汪希清边说边搓着一双大手着急。
  先任又说:“朱绍田是桑植外半县人,个子不高,年龄不大,不会引人注意,让他出去试一试。”说着先任就找朱绍田同志商量。绍田很干脆地说:“好吧!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待他走后,先任心中就像山溪一样响个不停:他会不会有危险呢?
  踏破铁鞋无觅处
  事情果然不顺利,所有隘道口都有敌哨。朱绍田转了好几圈,只得又转回来。这次寻找红军失败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但它更激起先任的更大毅力和决心去寻找红军,在一旁的汪希清好像看透了她的心思说:“有个叫刘三姐的也住在这个地方,她是洪家关的,约她带路,说不定我们可能有点希望。”刘三姐是贺家的一个嫂子,先任并不陌生,找这样的人带路估计不会出大问题,满意地说:“你这个主意出的好。”于是进一步筹划更周密的打算。根据周围敌情和失败的教训,先任说:“我们应该分散行动。汪希清很熟悉出去必经之路的地形、
  环境,要走。谭友英快要临产了,也要走。绍田你就暂住在王家河,帮助外叔祖父搞点劳动,以隐待机。”“怎么走法呀?”谭友英焦急地问道。
  “这回要绕道儿走,先到桑植内半县,然后去朱家坪贺幺姐那里打听红军消息。现在一共还有30来块钱,我们4人分了,每人拿一点,如果哪一人遇难了,其他人还有钱,这样总会有一人找到红军,由他向接应其他同志来讲明情况。”先任的主意得到大家认可,先由汪希清去找刘三姐。
  刘三姐是个机灵泼辣的农村妇女,别看她没有文化,可她的主意都在理,有板有眼。三姐走到她和谭友英的跟前,不容分辩地说:“遇到了敌人,你俩就说是我的妹妹,他(指汪希清)就是我的儿子。”说着她给每人一个采菜用的兜兜和背篓:“这一带到处是茶山,我们都装成采茶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准能走得出去。”安排停当,三姐还专门找几件衣报,把几个人特意按照当地妇女的模样改扮一番后,然后分头出发了。
  7月,骄阳如火。为了避开敌人,他们不顾山林中的闷热,专挑崎岖的路穿行。还好,路上没有碰上团防,也没有碰上叛军。有时碰上个把老实厚道的农民,当中有人认识先任,不但没有暴露出去,反而千方百计地为她出主意。先任他们日以继夜加快行走步伐,刚刚走出鹤峰边界插进桑植内半县、绕过叛军的出没之地到外半县时,又碰上一个认识先任的人。他立即把三姐拉到一边说:“这都是什么时候,你竟大胆把她带出来。”三姐正颜厉色地说“你不要胡说,她是我妹妹。”“别装了,她是谁我还不知道吗?不过我不说就是了,只是提醒你们要特别小心才是。如今在桑植驻的都是陈策勋和朱疤子的匪军,只要嗅到你有一点红军气味就要抓,你们要特别注意才行呢。”
  这人的一番话,既通告了敌情,也给大家敲了警钟,他们尽量选择更偏僻更隐蔽地方前进。谭友英是个解放小脚(即先裹后放),平时走路还可以,可长途穿山过岭,她的两脚就不听使唤了,一步三拐,头重脚轻,到离朱家坪不远的地方,她一屁股坐了下来,很痛苦地说:“姐姐,我的脚实在不行了,肚子也痛死我了,你们走吧!”说着她一滚地就躺倒了,说什么也不动了。
  先任看她那可怜的样子,心里又急又同情:“也好,你和汪希清先在这里等着,当我找到贺幺姐后,再来接你。”贺幺姐是贺龙的堂姐,青年守寡,身边只有一个儿子。先任来到幺姐家已是深夜了。她立即请刘三姐赶去接友英。由希清把她从山上背回来,调伤治病。友英也够坚强的了,脚掌、脚腕都红肿出血。
  先任光忙乎友英了,对于住的地方保不保险?幺姐现在的态度如何?一时竟忘了顾及。刚刚从灶上腾下手来的贺幺姐,看到先任疑虑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表情,早明白了三分,对先任说:“不要着急。你们是夜里来的,没人知道,再说我是这里有名的忠厚人,谁也不会怀疑我有胆量窝藏红军啊!如果真有不测,我以家和生命来保你。”说着她在衣服上擦了擦手,走到友英身边,摸着她的手说:“谭家妹子到了这般地步,得要受委屈,我家正好有一个装白薯的地窖,可以让她和你进去住。”
  先任说:“这次不想久留。找红军是我的急切目标,请你千方百计地给我们找条船,尽早赶路。”贺幺姐满口答应下来:“好,我一定快点办。”临行前,先任把钱集中数了数,没几个了,靠这几个钱是没办法走出去的。怎么办?愁得她茶不思饭不想。幺姐真是个慷慨大方的豪爽人,不但拿出了自家的全部积蓄,还把一口肥猪卖了,给先任和友英凑了四、五十块钱,又到贺文本家借了些钱,共计80多块。在那种艰难的年月里,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普通穷苦农民,如果不是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只凭亲族这层薄纸,别说这么多钱,就是一碗饭也是难得求取的,谁不怕株连!
  几天后,先任离开了朱家坪,由贺幺姐带路,来到靠近澧水的南岔河渡口,托人靠友找船。雇来的船靠岸后,一打听,船老板原来是贺幺姐的亲戚,又是个忠厚人。先任得知这个时候办事情除了党组织外,就是亲戚托亲戚,穷苦人靠穷苦人。幺姐瞒了先任的真实身份,把船老板叫到一边嘱咐道:“那是我的弟媳妇姓黄,你把她们送走,我不会亏待你的,我弟媳妇也会给你报酬的。但有一条要说明,她们的安全你得包下来。”随后,幺姐为遮人耳目,又和船老板买了几十担梨子放在船上。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幺姐又对船老板叮嘱:“碰到外人和团防,就说是到津澧一带的水乡帮助人家收稻谷。”船老板会意的点着头。为了安全起见,先任他们把随身带的大部分钱款交给了老船工藏在船帮一个秘密的夹层中,身上只留二、三块钱零花。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半夜开船了。
  天上,明月皓皓。水中,波光粼粼,船借风势,顺澧水而下,如箭飞一般。先任躺在船筵里,望着一轮明月,脑中不断地闪现着红军的影子,总觉得船行太慢。第2天,船在咆哮而下的澧水上又颠簸半天,已近大庸县城。过大庸县后,先任对船老板说:“把船靠到岸边明天再走。”但船老板却说:“这一带没有停船码头,又不安全,不便停泊,还是过了县城到王家垴再湾船吧。”
  无情的太阳已经翻落西山,留下一片惨白的晚霞。当船行到王家垴渡口时,被团防局发现了,狼嚎似地在岸上喝令:“停船检查!”船老板答应着:“我就是到这里湾船过夜的!”边说边往岸上靠拢,但因停船的地方水大流急,一下子冲过去好远。团防局的以为船逃跑,从腰间拔出盒子枪跳喊着:“再不停船,老子要开枪了!”
  经过老船工的努力,船总算停靠了河岸。团防队长带着几个团丁窜到了船上,把先任几个人推到一边,开始搜查。船老板虽常在澧水上行驶,但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走路腿都发抖,说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当枪兵把手指在先任脸上追问他认识不认识时,他把原约定的口径全忘了,在团防队长那虎声狼气的威吓下,他一会说认识,一会又说“这两个人是我的船客”。团防队长用恶眼瞪了他一下,他又马上指着先任改口说:“我只认识那个姓黄的。”团防队长再次逼问:“这个姓黄的是什么人哪?”经过一逼,船老板说:“是街坊,他们两口子常打架。”
  这一说麻烦就大了,船老板先说不认识,现在又讲她和丈夫常打架,牛头不对马嘴,团防队长鼠眼一转,冷笑一声说:“哈!哈!我看你是在拐卖妇女呀!”接着又问谭友英:“你是哪里人哪?”谭答:“津市。”“你丈夫呢?”“桑植人。”“你丈夫干什么?”“做生意的。”
  “编得挺像,哪有津市人远远嫁到桑植的,又是个买卖人,明明在扯谎。”团防队长断定先任和友英不是好女人,船老板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不管老船工怎么讲道理,敌人就是不放行,还是一个劲的在船上到处翻腾。船老板面如土色,生怕杀头,但他也不敢讲真话。
  接着,团防队长又逼问老船工,倒是老船工有经验,大大方方地说:“我是船上的帮工,只认识老板,不认识这两个妇女。她们上船时讲的和老总刚才问的一样。”
  团防队长虽怀疑先任等人,但又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证据,转过脸又诈先任:“你好漂亮姑娘!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呀!这样吧,你今晚就住下来,明天找个人来认认你。”
  先任气愤地说:“用不着找人认我,我根本没有见过你。”
  “我可见过你。”说着他蹭的一下跳到岸上,大声命令道:“这条船今天晚上要派人守着,船老板和船工押在船上,把这两个女人押上岸。”又指着先任和友英说:“你们两个年轻,我把你们送到司务长家里去住,明天再算帐。”先任不知道这个家伙心里怀着什么鬼胎。事已至此,身不由己,反而沉住气,以不变应万变。
  刚出虎口又遇狼
  先任和友英押解上岸后,被带到河岸上团防局的司务长家里。这个司务长40左右,胖敦敦地,一看就让人有一种恶感。团防队长对他说:“我今天巡哨,看到一个拐骗妇女的船只,我把两个妇女扣了,在你这先住一宿,明天我找个人来鉴别,要好生看守吆!”接着他又吆喝着对先任和友英说:“晚上你们要老实,不能跑,层层都有岗哨,打死你。”说完他带着几个团丁离去了。不一会,司务长的家属进来了,见她们蓬头垢面的样子,硬逼着她们去洗澡,否则不让进屋。先任向友英使个眼色,意思是说这个机会难得,可以借洗澡之便,商量下一步的打算。
  先任边洗澡边对友英说:“他们对你不怀疑,你可以平安无事,就是找人来认,也没关系。可认识我的人多,若露了真相,我被抓住,更加连累了你,我决意在今晚逃出去。”
  友英点点头说:“也好,你一走他们就会松下来,以后,我也可以慢慢解脱。”
  洗过澡后,她们被安排在司务长老婆的房子里,靠门的床是司务长老婆和她的婴儿,先任和友英及司务长的一个大女儿睡在一张大床上。这天晚上,正是旧历15,月光从窗子射入屋内,像一个圆镜,又像一盏明灯,如银的月光是多么富有诗意呀!可是对先任来讲,月亮就变得讨厌起来了,如果它真是一面明镜,她也会把它砸碎,如果它是一盏明灯她要把它吹熄。她一点也没有睡意,直到月儿偏西,也没合上眼皮,待司务长老婆和孩子都睡熟后,她从床上轻脚轻手往床沿上挪,友英也没有睡着,先任拉她示意一下,慢慢地走到门前,轻轻地把门打开,又将门反扣,不顾一切地往外跑。
  天气很热,露地里睡着其他人,她从中绕了出去,过了打谷场,不管多高,一步跳下大坎子。当她站起来时,只觉得右腿不听使唤了,而且钻心似的疼痛,几次咬着牙根挣扎站起可又坐下,时间紧迫,再痛也要忍痛站起来再走。走了一段路之后,她误把鸡鸣当追兵的呼叫声,她便玩命似地一拐一拐向前跑,边跑边寻思:右边是山,左边是澧水,上山已无能为力,只有沿着河堤跑,实在跑不脱就跳水,反正不能再落虎口。跑着跑着,东方发赤, 发现岸边是一片树林,一脑钻了进去坐下来。这时才发现左脚骨折了,肿起一个大包,痛得阵阵刺心。
  灌木林依山傍水,上无耕地,下无樵夫,对岸可望公路行人,也可窥视河对岸的小镇中动静。大概是安全感增多之故吧,她的腿疼得更厉害了,理智告诉她,再也不能继续前进了。饥饿和疲劳一齐向她袭来,不知道何时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就这样,在这荒郊野外的丛林中又躲了两天两晚,无滴水入口,无粒米入腹。她想:我拼命跑出来是为寻找红军,如今在这里躲着不动,就是不被敌人抓住,也得活活饿死呀!特殊使命强迫她走出丛林。走了一段路程,天黑时分,又在林中过了一夜。第4天,她实在忍不下去了,决定豁出去。若是遇到敌人就以死相拼。4天4夜的林中折磨,她衣服到处挂的是洞,散乱的头发,粘着枯萎的草叶,脸上被树枝划破的血口子,如火烧火燎一般,肚中饿得咕咕直叫,发现一片薯地,她真想挖一个薯以解眼前之急,但她一想:我这一副样子,让人家抓去,不是见官落网,就是被活活打死呀!正在她犹豫不定时,一个老头荷锄提罐朝她走来。她想避开,两腿已经迈不开步了,只好束手待擒。老人走到她面前站住了,一看她那副狼狈样,吓了一跳。
  她看到老人手里拎得有茶水,先发制人地哀求说:“大爹,你行个方便吧,我已经四、五天没吃东西了,给我一点水喝。”老人把罐送给她,先任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喝了大半罐。老人同情地问她:“你为什么四、五天不吃饭呢!”先任胡编道:“我是石门人,家住大庸,因为丈夫对我不好,我想跑回老家去。谁知道,走到王家垴,就给团防局抓住了,硬说我不是好人。”
  “唉呀! 那太危险了,王家垴离此只有5里路,团防丁勇狼行狗窜到处都是,像你这个样子怎么能走出去呢?”说着老人抹起了眼泪,哽咽着说:“娃儿呀!谁家都养儿养女,谁能忍心哪!”说完就给她盛了一碗饭。待先任吃饭时,老人发现她的右脚肿得像个麦包,赶忙为她扯草药揉敷。老人的药真灵,药到病除,一会儿就止痛了。老人把她引到一个洞里说:“这是我堆灰粪的地方,你在这里将就一下,我先给你拿点针线缝缝衣服,拿个梳子,梳梳头发再走。”老人一走,她那久已无泪的双眼中泛起了泪花,多好的群众,多好的亲人哪!她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红军,为天下的穷苦人、养育我们的人民群众去争取美好的明天。
  不知道为什么,喝了一些水,吃了一点饭,她的胃肠如同刀割似的绞痛,忍不住的“哎哟!哎哟”的哼起来,汗水一下子湿透了衣裳。老人大为震惊地说:“姑娘,这是肚里长久缺食造成的,听人说弄不好还要死人的呀!”
  眼看老人眼中恐惧的神情,先任猜得出,老人既是同情她,又怕死在他的面前遭受连累。对老人说:“大爹,你放心,我死不了,休息一下我就走,决不牵连你。”
  先任一说破,老人又有些后悔,不住地叨念:“这个年月,把人搞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姑娘,哪有穷人的活路啊!”临行时,老人问她上哪里去?她说回家去。老人不放心地嘱咐说:“你这么年轻,说话漏洞多,别人碰到你,千万不能说和丈夫不和跑出来的。要说,前年你和丈夫带着一个孩子逃荒,如今夫失子亡,只剩得一人回家,这样才像你现在的身世。”说完老人把一只破碗和一个背篓送给她扮成个要饭的,并上下打量她一番后说:“像倒蛮像,只是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伤痕太显眼了,这么着,你把这个破草帽戴上盖一盖要好得多。”给罢草帽又顺手折了一根树枝给她拄着。先任向老人道谢后,一拐一跳地上了路。
  经过老人打扮,先任已面目全非了,成了一个十足叫花子。她想一个年轻妇女,这种扮相反更引人注目,思之再三还是不化装的好,她就把破篓碗筷全甩了,小心翼翼地顺着大路走去。
  这一路麻烦也不少,她都沉着应付,遇到可疑的人,就到路边的树林中休息,待人过去后,又再复前行,累了坐下稍息,渴了到河中汲水。夜晚,依然找棵隐蔽的树下靠上一宿,天一放亮又启程。路上虽举步艰难,但最苦的是饥饿难受。看到食品咽口水,真想花几个钱买点用粽子叶包的米粑,可是伸手一摸口袋,是几块整银元。她想,我这个鬼样子,出手就是一块银元,不用说遇到敌人,就是平常人也要生疑招非,决不能因小失大。她只好忍饥挨饿,以水当粮。她一直走到一个小集镇,只见赶集的人很多,先任灵机一动,跑到街头买了一顶草帽重新整理了衣着头发,尽力把自己打扮成赶集的农家妇女,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混出=了镇子,在人少的地方买了些稀饭和米粑填了空腹。
  寻红之路,不堪回首。说不尽的千辛万苦,道不完的百曲千折。从王家垴冲出虎口到她的家乡慈利县城,约100余里的路程,足足走了6天6夜。到了县城附近的羊角山,夜幕还未降临,一眼就望见了阔别多年的慈利县城,那炊烟袅袅的澧水河畔北岸就是自己的家园,那里有她年迈的父母和其他亲人,她恨不得一步飞过去,但她不敢冒然进县城,又折转来沿羊角山麓走,走了很远很远,当无人注意时,再走回来,一直挨到黄昏时才进城去。走到家门口,一眼看到老父亲坐在布店里摇着扇子,她不敢进家也不敢喊。因为家乡的人都知道她是共产党,危险极大,还是先到大姐先辉家再说。
  先辉家住在街头,离她家不远。姐夫去世多年,只有她1人带着个小女儿过活。先任一口气走到姐姐家门口,一看大姐正在她家门前乘凉,就轻声喊了声:“大姐!”先辉凭着灯光回过头一看她这副怪样,没有认出也不敢理睬。先任侧身直往屋里钻。先辉以为她是叫花子,大声嚷了起来:“你到我屋里讨什么?出去吧!”她看先辉还没认出,就打手势,叫她不要嚷:“我是先任。”先辉猛地一惊:“唉呀!天哪!你怎么这副样子回来了。”说着姐妹相拥,痛哭起来。她们的谈话把屋里睡着了的外甥女惊醒了,探出头来看了看,陪着妈妈直哭。先任说:“大姐,你别哭了,我这不是平平安安地回来了吗?本来是喜事还哭什么呢?快去妈妈那边说一声我回来了,然后想办法找队伍去。”先辉擦干了眼泪说:“我这里面街临户,人多眼杂,你住不了,还是到妈妈家,那里房子多,别人也不注意。”说着就拽起先任的膀子向父母家走去。
  先任回到家中,母女相见,抱头痛哭。她母亲边哭边为她准备饭食。父亲急切地问她:“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今后怎么办呢?”先任说:“在湘鄂边敌人从四周包围着我们,贺佩卿、贺炳南、王湘泉都叛变了,他们残杀特委和革命群众,我在那地方立不住脚了,才下决心跑来,请父母快给我想办法送我去找云卿。”“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父亲犯了愁!“听说他们在洪湖。”先任说。先任的父亲蹇承宴是个开明老人,支持5个儿女当了红军,忙对她说:“一定尽快让你走,家里也不能久呆。”刚说几句,老人迫切地把话题转到儿子先为身上,满怀希望地问她:“先为还好吧?”
  先任愣了一下,张了张口,差点将先为牺牲之事说走了嘴,便撒了个谎,装作极有把握地说:“爸爸你放心好了,先为和红军在一起,挺好的。”她这样说着,可心里却咚咚直跳,脸上发烧,因为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在父亲面前说谎话。父亲对她的话似乎坚信不疑,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日月如梭。眨眼在家里住了两天,先任足不出门,整天像小孩子似在受到家里人的照顾,每天都给她弄好的吃,吃饭时,母亲坐在身边看着她一个劲地劝她多吃。饭后就想方设法让她过得快活一些。可是,做父母的那里知道女儿的心思啊,此时此刻,她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红军的身旁。家庭的温馨,锁不住她归心似箭的寻红真情啊!她对父亲说:“家里我不能久住,我是云卿的人,要尽快找到红军,刀山火海也要闯。”
  父亲稍思一会儿说:“这样吧,我去找你母亲的兄弟进元大舅,他是做生意的人,搞一条船不会太难,路上他的交际广。”先任见父亲的主意好,就把她找红军的想法告诉了他:“还是走河道,先到津市,然后到沙市去,我听人家说红军前几天在那里打仗,可能找到他们的踪迹。”父亲找来进元,让他安排先任的行程。进元是个做生意的人,父亲给他一些货作盘缠,说是合股经商,这样既安全又体面,不引人注目。在送先任上船以前,父亲还不大放心:“你要能顺利找到云卿那就好了。如果实在走不出去,你就到焦圻找你母亲的一个族侄黄其均。但不要跟他透露你的真实身份,就说躲捐逃难离家的。”先任不住地点头,透过泪幕她看到父亲的眼圈已经湿润了,不由心里一酸说:“爸爸,您老人家的心思我都领了,一路上我注意保重就是了。”临别时怕别人看见,父母姐妹都没送她,只用心祝贺她一路平安。
  离别时难聚也难
  船开了,离岸的小船渐渐的远去了。先任环视岸边,家乡的影子渐渐消失在浓浓的夜雾之中。她在心中吟道:不知亲人何时见,浴雨栉风又一年。
  此时,正逢澧水涨水季节,船逐激浪,帆推船行,仅一夜功夫,在拂晓时分,就到了津市。船停码头,进元要先任守船,他登岸处理货物,又买了一船沙市急缺的草纸。
  到了沙市,进元变卖草纸,边卖边询问商家:“老板,这个地方太平不太平呐?”“有什么太平可言喽!前一个时候红军还打沙市,贺龙的队伍在这里打仗,只打到沙市的东街,就让国军挤出去了,仗打的真紧哪!”进元趁机追问:“贺龙的兵现在往哪里去了呢?”对方答:“不知道。”回到船上,进元把探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先任,有的说:“现在国军正在到处清剿,贺龙早已撤走了。”还有人说:“听说红军大队全部撤离洪湖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当晚先任就病了,发高烧,患了疟疾,在沙市停了三、四天,实在没办法了,再折回津市治病,就在进元的船上一下就度过两个多月才把疟疾治好。在这段时间里,先任的心情是最痛苦的,在睡梦里,晚霞中,甚至在太阳初升的时候,想起了红军中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仿佛听到那一声声雄壮而亲切的号音,一阵阵热情的欢笑,她的心如翻滚的河水。现在,亲人不知道在何方,部队是否安好,云卿是否健康?她和大舅商量只好到焦圻找黄其均。焦圻没有水路,便从津市改陆路到焦圻黄其均表兄家。先任熟悉黄其均。黄在慈利做生意时,借了她父亲的钱,后来买卖亏本了,偷偷地跑回老家。如今先任从天而降,黄是一阵恐慌,以为她是来讨债的。后来听她说是找亲人的经过后,才放下心来说:“好说,好说,你就安心住下吧!”先任怕他为难,先送给他30块钱。这时,他的态度变得更加热情,留她住了下来。不久,她又患痢疾,黄其均很关心,问寒问暖,又请医生治疗。
  经过多方调治,痢疾就是不好。一天,请来一位老中医给她看病,开了个偏方。医生对先任
  说:“我们都是穷人家,花那么多钱看病不值得。我知道有一种草药,名叫马齿苋,把它洗净后再加上几味草药,和红糖熬吃,效果最好。”
  她看这个老中医人很厚道老诚,就和他攀谈起来:“老先生你家在哪里呀?”老医生说:“家在河南。”先任又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老医生说:“没有。军阀混战,我家里的房子被烧了,家破人亡,就我一人逃了出来,在外面靠行医生活,难哪!”说着老人家已是泪流满面了,非常感慨。
  这时已是10月尾上了,先任的病体虽已痊愈,但瘦成了皮包骨,浑身无力。她为尽早寻到红军,坚持天天锻炼身体,尽量多吃饭。蹇承宴知道先任到焦圻有病的消息后,星夜赶到黄家来看她。当了解到黄其均待她不薄,为人实在的实况后,就和他说了实话:“实不相瞒,我这个女儿已经当了红军,听说红军在江北一带,她一心想找到她们。请你想个办法,把她送过江去。不然,老在这个地方,一来打扰你,二来有个三长两短也牵连了你,过意不去。”
  黄其均听了这话,不但没有难色,反而拍着胸脯说:“好说,姑父你放心好了,别的办不到,过江我是有办法的。”原来,他在藕池一家店铺里当过管帐的,知道个地方红军和“国军”只有一江之隔,经常拉锯式的打仗,红军、国军来来去去。他讲,如果在藕池开个小买卖,江对面就是江陵、监利一带,找机会就能把先任送过江去。蹇承宴听到他的办法可行,就当面拿出借条:“其均,一言为定,你只要把我的女儿掩护好,让她回到红军队伍里,过去那笔帐就别提了。”说罢就当着他的面把借条撕了。黄其均甚为感激。蹇承宴临走时,看先任身体那样虚弱,怕她支持不住,就同黄其均商妥,让先辉也到藕池去,帮助经营小杂货店。
  到藕池以后,在面向江北的当街上租了两间房子,开起店铺。这时,先任人在店里,心盼着江北红军。一天,先任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红军曾到过鹤峰和湘西苏区,还说红军已经进山了。使她茫然失措。以后,连父亲的消息也少见了。又熬过一些时间,黄其均从外面打听
  说:“红军确实走远了,围剿的军队  都回藕池来了,沿途还有士豪劣绅放鞭炮欢迎呢。”
  时光已进入1933年春末。先任面临着红军已撤,在藕池开小店待机过江的计划已不现实,只有关店向湘西靠近。先辉说:“别急,反正我们小杂贷店油、盐、酱、醋、茶,挣不了几个钱,我正要回家和父亲商量关店呢,顺便打听打听消息再说。”先辉走了,先任与黄其均收拾店铺,返回了焦圻。不久,父亲来信告诉先任,红军已经回到鹤峰一带,虽不固定,但在那一带肯定无疑。听到了红军的消息,先任真象久病初愈那样,精神一下振作起来,立即写信要父亲派人去找云卿。
  是年冬,先任的父亲在接到她的信以后,就派黄其昌扮一个卖布商人,寻找红军。黄经过千辛万苦,沿着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寻找,终于在石灰窑、椿木营一带找到云卿(贺龙)、夏曦同志。一见面,黄说明了来意,讲明找红军的心情及老父亲送布的一片心意。云卿听后,高兴地摸着布匹说:“难为他老人家,世道这么艰难,还想着我们。你看天冷了,战士们正缺少棉装呢。可是,咱们东奔西跑的没有多少钱,只能给你个盘缠钱。”说到这里,他和夏曦商量了一会后,对黄其昌说:“关于先任的事情,请你回去跟老人家讲,因为敌人到处追赶我们,部队不能到她那个地方去,叫先任想办法向我们这边靠近,不要在焦圻、藕池住了,那里隔我们太远了。”当晚,黄其昌他们就在红军驻地住了下来,天一亮就匆匆回程了。
  几天后,先任接到父亲的来信,就从焦圻到澧县的刘公河,到堂兄家里暂住。此时,红军因时东时西,很难打听到准确地址。直到1934年2月,山花将含苞时,蹇承宴又派义子文春林才打听到准确消息,红军已经到了桑植、慈利边界。先任立即向慈利后河方向走去,可是红军已于两天前撤到湘鄂川黔边去境了。没办法,她又改往桑植。走到七里山,投奔到姨母家。
  姨父姓陈,是忠厚的农民,姨母为人慎重。姨母久闻她是红军,当她一进门,先是吃一惊,接着又沉静下来,立即把全家招呼起来,当场“约法三章”说:“二姐(先任)进家时,外人没有看见,现在就看我们了,谁也不能出去乱说,要是二姐在这里出了事,谁说的谁偿命,这是第一条。再者国军从我家抓了人,全家也大祸临门,这是第二条。还有二姐若蒙难,红军来了我们也不好交待。这是第三条。今后,二姐就住在阁楼上,大家都多照应着点。”就这样,先任成了楼上的神秘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住了整整8个月。
  1934年的金秋10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会师,挥戈湘西,在永顺、大庸创建根据地。蹇承宴又派文春林送先任去大庸寻找红军。为对付敌人盘查,他俩事先约定以兄妹相称,扮成走亲戚的模样,如遇人盘问,就说姑母病重,前去探望,以免途中被敌人刁难。这次虽也经过几处盘查,但踏破铁鞋有觅处,先任到大庸终于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红军。夏曦同志迎上前来,把她送到休息的地方说:“这些年你受尽艰辛,很不容易,现在总算回到自己队伍里来了,好好休息休息吧!任弼时、王震、张子意同志在永顺主持地方及军区全面工作,贺龙、肖克、关向应同志都在前线打仗,不久就会回来。我去把向楚汉叫来。”
  向楚汉老远就叫了一声:“舅娘!”先任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便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大姨(贺英)、五姨呢?”“大姨、五姨都被敌人打死了。她们死后,我和肖庆云、廖汉生,还有徐家两个表叔都在去年参加了红军。”先任一阵惊痛:“大姨、五姨究竟怎样被敌人打死的?”向楚汉揉着眼睛说:“去年4月,反动团防覃福斋夜袭锅儿台、洞长湾,大姨被打死,五姨被抓走,因为患气喘病走不动,也被枪杀。银银姐姐被抓走后赎回来。大妹姐手臂挂花,大舅派人把她送到安全地方治伤,大概现在也伤愈回家。徐和尚回太平镇家里去了,他的祖父也被打死。”
  这个不幸的消息给她心中重重又是一刀,阶级斗争残酷尖锐,大姐、五姐虽然在桑鹤边界避难多年,担当风险,但敌人还是把她们杀害了。不几天,出征的同志们回来了。贺炳炎、卢冬生同志见到先任,彼此感慨万分。他们说:“你受苦了!这些年,敌人围剿,内部反水,敌、叛勾结,烧杀抢掠,把整个湘鄂边根据地搞垮。被我们打跑的反革命,又回来建立反动政权,许多干部、群众,积极分子遭到残杀,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当我们从洪湖撤出回到鹤峰时,那里已没有苏维埃,没有地方党,没有自己的同志了。苏区那种被破坏的凄凉景象,不能用言语形容。我们经历不少血战,受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转战东西。正如胡子常说的:‘我们行住无定,根据地就在我们脚板上。’你找不到我们,我们也无法找到你。后来,你父亲派人送信,我们才知道你还在人间。你吃尽苦头找回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次能再见面也太不容易了!”
  先任百感交集,话语塞喉。贺炳炎、卢冬生含着泪水又说:“现在部队里你没什么熟人了,以前熟识的同志许多都牺牲了。蹇先为、段德昌、王炳南、覃更生 、董朗、陈协平、汪毅夫、杨英、陈其谟、李良辉、徐才广、文南埔、彭纬、陈昌厚等都是很好的同志,可惜,太可惜了!”说到这,就说不下去了,先任心中更是难过,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东方拂晓,先任起了一个早床,双目凝视东方,在她渴望的视线中,贺龙骑着一匹大白马踏着朝辉,满面春风的回来了,他老远就看到先任,边飞身下鞍边呼叫:“任先生你辛苦了!”刚20出头的先任像久别的孩子见了娘似的上前扑在他那满身硝烟的怀中,哭诉道:“云卿我对不起你,把红红给丢了。”贺龙抚摸她的秀发叹道:“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何谈我们的孩子呢,只要孩子的母亲健在,革命的种子不绝啊!”
  1935年11月,蹇先任又怀上第2个孩子(即贺捷生)和妹妹先佛、二弟先超随贺龙从桑植刘家坪出发,踏上长征之路。
  注:作者柯云为中国作协会员、土家族作家周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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