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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生来等你 ——一个台湾老兵的坎坷回家路
来源: 发布日期: 2017-03-15 作者: 石继丽  

  从1948到1950年,140万人从大陆涌向了台湾。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漫长的一场分别。  刘禄校,一个老实忠厚的湖南永顺籍老兵, 1947年5月28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转战广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1949年5月24日跟随69军从上海吴淞口登船去往台湾,从此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隔海思念。 陈全梅,一个坚强善良的永定区温塘镇温塘村的普通女人,1944年9月初八嫁给刘禄校,从丈夫离家那天起,无怨无悔肩负起抚养丈夫家5个人的艰难生活,岳父多病,大弟15岁,妹妹7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1岁,女儿才187天,期间含辛茹苦,痴心不改。一个历经41年的等待未娶,一个历经41年的苦守未嫁。1988年12月6日,刘禄校重返故土与妻子团聚,彼此苦苦等了整整41年!2012年,刘禄校老人在台湾正式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张家界城区西门溪22号定居,和妻子度过70年的铂金婚,四世同堂,安享晚年。 
  刘禄校,原住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九龙村联合新村中兴路393巷159号,身份证号HI02507902。由于已届89岁高龄,因此,老人的耳朵已听不太清了,但读过四年私塾的刘禄校老人依旧是思维清晰,记忆力超人。他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坎坷而极富传奇性的一生,我们便由此按他所说的线路索骥,查找了那个时代的很多历史资料,又不断地去和刘禄校老人核实,理清了他曲折一生的大致脉络,并根据他的讲述,试图还原那段60万老兵因战争而在台岛颠沛流离、寂寞孤苦的生活。
  突然就被抓了壮丁
  我是1926年9月27日出生,命硬,娘生我的时候用了整整一天一夜。老家在永顺县瑞垭乡柯溪村,是个典型的土家村,落后,山水十分漂亮,打仗去了那么多地方,又到台湾东西南北住了个遍,但可能是家乡的原因吧,总觉得就我柯溪漂亮,有山有水,有树有云,还有各种各样的鸟。民国时候湘西和很多地方一样闹土匪,但我们那里却很安生,当时有个叫彭春云的“叫米子”,势力很大,拖得有1000多号兄弟,外边的土匪都不敢侵扰我们。他虽是土匪,但却仗义,是个“义匪”,有三不抢:本土不抢,穷人不抢,女人不抢。还有一个规矩叫“春不赶牛、冬不剥衣”。听说1934年贺龙在大庸建苏维埃政权时,彭春云还托人捎信,面见过贺龙和任弼时,准备接受改编扩充进红军的。他胆子大啊,大概是1934年的10月,带着他的人马到沅陵抢过国民党的弹药库,得了几百支枪。那个高兴啊,一路上欢喜得又喊又叫的,可就在半夜回到柯溪时,由于山高雾大,柯溪的人以为是外乡土匪进村,一阵乱枪,结果彭春云被打死。
  但我却没有躲过抓壮丁。从1945年开始,国民党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登记造册。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抽签的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其实哪个去当兵都由乡、保长和军队征兵官员说了算。有钱的人就找到乡、保、甲长,给他们每人一些银元,抓壮丁时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入名册,很多人都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背地里大家对乡、保长恨得要死,当地有种说法:“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 抓壮丁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设局抓捕的,有晚上强抢的,有到大路上直接抓的,很多人不愿意当壮丁,还闹出了人命案。当时一个黑市的壮丁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头猪的价格。到后来,只要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做生意的,还是学生、农民、挑担担的,财货衣物一概全部没收,人则充作壮丁。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便有在夜间被杀害灭口的可能。
  我父亲是老实人,三弟兄,他是老大。1947年5月28日,乡里保长带了五个兵来村里抓壮丁。按照当时的政策,族里五男抓2个,三男抓1个,长子不抽,有钱的人家就拿五十担谷交给保长和当兵的,抵任务,我们村很多人家交不起,有的父母就要装病,有的就自己剁掉手指自残,有的装癫,但还是被国民党的兵抓去抵数。我家有一个壮丁指标,按说可以是叔叔,但由于父亲老实巴交,族里开会决定由我顶任务。当时我还不满20岁,和陈全梅结婚不满3年,第1个女孩1岁多时染风寒走了,第二个是个丫头,叫刘翠莲,还只有六个多月。母亲死得早,父亲多病,大弟15岁,妹妹7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1岁,全靠我和全梅带养。陈全梅刚来时,她还抱着我弟弟到处讨奶吃。其实一大家都需要我支撑。但叔叔非要指定我当壮丁,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这一去就是有去无回啊!那天听到抓我的消息后,连忙赶往家里,带着全梅和女儿就躲到了我们那里的一座大山——高架山,那里有一个洞,可以住人。全梅很能干,将红薯、米和野菜洗了炖成一锅,我们就这样吃了三天,躲在洞里不敢出来。可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当第四天天麻麻亮,我远远发现垭上跑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是两个叔叔。我知道自己逃不脱了,转身到洞里跟全梅做最后交待:如果柯溪这地方你能住就住,不能住就回你老家温塘,族上力量也大。但无论如何,你要帮助父亲养大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女儿,等仗打完了只要我还活着有一口气,我爬也要爬回来,和你埋在一起!
  当时是5月份,天下着小雨,全梅听完我的交待后抱住我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女儿也就在她母亲怀里吓得大哭,仿佛我马上就会死掉一样,我也止不住抱着母女哭得死去活来。这一行人一到,当兵的拿枪抵着我的背,轻吼:“走!你这个死不老实的,竟躲到这个旮旯里来了!害得我们走得腰酸背疼!”另一个兵则用脚狠踹了我一脚,叫我快点拿件衣服上路。我放开妻女,去洞里取来一双全梅给做的布鞋,站起来跟他们走了。当我回头望全梅时,看见她正抱着女儿给我下跪,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全梅!”土兵又骂了我一句,用枪戳了我一下,“我会回来的,你要等我啊!”只听全梅哭着的声音远处山谷里飞来:“我一定等你!一定等着你!”
  后来在台湾的几十年里,我脑海里差不多每隔几天就会回想起这一幕。那时全梅长得很漂亮,白白的,苗苗条条的,眼晴又黑又亮,一双辫子又粗又长。后来我偶尔看电影,觉得女演员没几个有我媳妇好看呢!关键是全梅贤惠,砍柴、做饭、扯猪草、照顾弟弟妹妹还有女儿、父亲,肩上担子太重了,心里有愧啊!每到半夜,我就会流泪,三十多年前我眼睛就不好使了,那时哭多了。
  从永顺走到沅陵,走了两天两夜,一天走60里,每天得到2角钱,全梅给我做的那双布鞋也走穿底了。一同去的有100多人,柯溪的有10多个,一路上,都看到村子很多女人跪在那里,部队经过,她们就开始求啊!求求放过丈夫,有的说我刚结婚,有的说我怀孕了,男人抓走我生计就断了,都没有用。有的求放过儿子,说家里就一个独子,有的说儿子有肺病,哪个听?我们当时最小的还只有14岁,一路上都还在哭,被押我们的兵打了几次。到了沅陵,就被关进壮丁招待所,是土墙,好高。没有衣服穿,就打赤膊。吃的是长霉的粗米,一股气味。从进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失去了自由,整天待在里面,戒备森严,不许与外界接触,白天大小便由持枪的兵跟着,晚间紧闭门窗防止逃跑。有2个来自湘西的壮丁翻墙逃跑,其中一个被打死丢进坑里,另一个被两个兵打得屁股烂成肉块了,我们吓得再不敢心存逃跑的念头。那时人的性命不如一只鸡,鸡逢年过节才杀,人却是随时有可能掉性命的。后来听说上级政府的规定是官员不得在壮丁食米中掺杂砂粒,不得掠夺壮丁带来的衣着、被服,或私人用件,不得对壮丁私刑拷打或夜晚禁闭牢房等,并且不得向壮丁家属勒索壮丁制服费或给养费。但当时当官的和当兵的都太腐败了,把政策吃了。后来有人说我们的壮丁营就和纳粹集中营差不多。
  两个月后,我们被押往长沙。
  迫不得已的战斗
  从到长沙那刻起,我成了69师99旅51团第2营第4连一员,是步兵。属于原陈诚中央军。这个人不是很会打仗,但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算是作风过硬的人,抗日那阵,杀敌也勇猛,官一直做到国民党副总裁。
  背景: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在广东重建整编第69师。胡长青任师长,下辖整编第92旅、整编第99旅。改师重建后由广东调到河南,担任豫北和郑州附近守备任务。1948年9月,整编69师恢复第99军番号,隶属第16兵团,胡长青任军长,下辖第92师,艾瑗任师长;第99师,杨达任师长。同年10月,在郑州战役中,第268师被人民解放军歼灭。11月,该军由河南郑州调至安徽蚌埠,编入第6兵团,参加了徐蚌会战。1949年1月,该军调至芜湖地区守长江江防,并重新组建第268师。同年4月下旬,渡江战役时,该军担任长江防线南京东西地段的防御任务,被粟裕军队打败,第68师被全歼,军部和第92师逃到郎溪、广德地区后,还是被人民解放军合围歼灭,军长胡长青、师长艾瑗逃往台湾,剩下的由第99师师长代理军长邹鹏奇率领逃往上海。后在上海战役中又被歼一部。5月24日,该军残留部队由吴淞登船逃往台湾。同年8月,国民党以第92师、第99师残部为基础,在台湾重建第99军,邹鹏奇任军长,辖第92师,艾瑗任师长;第99师,邓亲民任师长。这就是刘禄校老人在1947-1949年的途经路线。
  我的连长叫李志敬,看我年纪小,就给发了挺轻机枪,其他有的发的是重机枪,有的是手枪,还有的是手雷。接着是老兵带我们军训,练习站立、稍习、打靶。短短一个月之后,我们部队便开往广东。那时生活很艰苦,伙食由连队事务长掌管,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我们根本吃不饱,也穿不暖。个个黄皮寡瘦,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冷得很多人感冒咳嗽,但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有的新兵离家人伍时,随身带了几块银元及便服,也都被连队长收存变卖侵吞。部队开拔时,每连编成三路纵队行进,连、排、班长持枪在前后左右监视,如解犯人。若发现新兵潜逃,便抓回来用绳索捆住双手,吊在梁上,连番鞭打,拷问其逃跑原因。有的受刑不过,自缢身死。我看得胆战心惊的,于是便断了逃跑的念头。 
  经历抗日战争后,当时国民党部队里厌倦战争的人不少,但对共产党军队打胜仗有信心的却更多。大家普遍认为“共军不是对手”,所以那时大家以为战争不会拖得太久,共军只有八十万部队,而国军却有三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结局一定会像蒋介石召见司徒雷登时所说:“相信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可是,谁都没想到,此后会打一仗败一仗。
  我说了我这人命硬,那打仗的两年时间里,我到过河南,镇守郑州;后又转战武汉,保卫长江和南京;又到过安徽,最后兵败后又转战上海,很多人都战死,我却没有挨过一次枪子儿,到现在为止,除了1994年因患胃癌在台湾做了一次胃切除手术留下疤痕外,一个小印记都没有。
  我们是1949年5月24日那天下午从吴淞口登客轮前往台湾的。那天也是下的雨,和离家那天的雨相比,简直是瓢盆大雨。在客轮上,很多士兵都默不作声,甚至有些士兵很悲观,心里一片茫然。只有一少部分坚信我们还会打回来的,等仗打完以后,会封官加爵,把妻儿老少接到身边。当时我们连还顺路抓了很多壮丁,军队已经上了大型的登陆舰了,那时有很多人涌进来,差不多都是妇女。她们就在码头上叫啊,喊啊,哭啊。她们从各地跑来,而且人数之多没办法形容,家里边一个男的被抓,他母亲、妻子、兄弟姐妹通通跑到码头上来,黑漆漆的一大片,已经傍晚了,骨肉诀别的那一刻,那哭声是撕心裂肺啊!我也想起了我的妻子、弟弟妹妹、我的女儿,还有多病的老父亲。但我没有退路,只能和成千上万惊慌失措的人群一起被带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在船上是三天两夜,海浪很大,很多人晕船。饿了就啃上船的时候每个人发一袋斜背的米包,咬生米。最后在高雄登陆。在基隆登陆的部队比我们幸运,蒋夫人宋美龄,还有一些大官的夫人都在码头上欢迎他们,拿一个白手帕在那里摇,一些当官的还跟她们握了手。我们下船的时候,两边有学生在发慰劳品,有学生看见我们那么小,打心眼里崇拜,有的还说:“这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伟大!”她们哪里知道,我是被抓壮丁来的。
  与我们同来的还有一些当官的、学术专家、学生及军公教人员及其家眷。这些人来自大陆各省,其中又以福建(14万)、浙江(11万)、江苏(9万)、广东(9万)、山东(9万)等五省最多,占迁台人数的大半了。基隆、高雄两港是绝大多数人踏上台湾的第一站。我们集中住在台北县市、桃园县、高雄县市、台中县市及各军事基地附近。
  当晚,我军被分配住在沿海边的一个叫花莲的村子。都说“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望着茫茫的海水,内心一片茫然。何时能回到老家?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将发生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贫苦的生活、孤独的思念、绝望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背景:这些中有很多精英分子,企业家将很多大陆企业或产业迁至台湾继续发展,对台湾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上,大量知名大家的赴台,不仅深化和丰富了台湾的文化内涵,而且数量众多的知识阶层,挟着政治统治的优势,对台湾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强力推行国语等,将台湾重新拉回了中华文化之内。
  我在台湾的真实生活
  到台湾后,我仍在第69军。部队重新改编后,我在17师296团第2营第三连。我们的师长叫邹鹏奇,安徽人,对我们很好。军长是胡长青,我现在手里的士官证上都是他的签名,1948年9月发的。各部队轮流驻防金门、马祖等“前沿阵地”。部队两年一换岗,我先后几次随部队到金门守卫,坐的老爷飞机,要一个半小时。我们军先后驻守过桃园、台北、基隆、宜章、花莲、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宜兰等16个县市,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唱到的澎湖也到过,绿岛小夜曲里面唱的绿岛我也到过,那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很漂亮。当时军队上的口号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我们等待着反攻、扫荡,最后能回家的那一天。
  到台湾后我才知道,这个岛本来是和大陆连在一起的,后来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就出现了现在的台湾。和大陆其他省不同,主要是由台湾岛及兰屿、绿岛、钓鱼岛等21个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64个人岛屿组成的,沿海风光十分漂亮。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三国就开始了,吴王孙权派一万多将士和30多艘船队到达台湾,那时这里叫“夷洲”。隋炀帝时,3次派人到台湾,福建、广东的汉人开始移居澎湖地区,之后这块岛屿一直归属福建管辖,尤其是明朝时候,这里很富裕的,盛产稻米、黄金和樟脑,关键这里是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所有太平洋沿线的国家输出和输入货物或人,基本上都得走这条水道,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必经台湾。所以这个地方也曾被荷兰、西班牙占领过,后被郑成功赶走。可是到清朝后期,这个地方就穷了,1895年李鸿章和日本人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后,台湾就被日本占了,他们对台湾人实行非常不平等的六十三法,盘剥本地人,田赋所得税、营业税、家屋税、物品税,还有纳妾税、畜犬税,各种名目繁杂的苛捐杂税,层层榨取,台湾老百姓有百分之八十吃饭都是大问题。还有台湾人的大公司、大工厂、大企业都被日本横加兼并或勒令退出,由日本人侵吞,盐、樟脑、茶、煤、金、硫磺、砂糖等专卖的承销权也被剥夺,转由日本人。台湾人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倍受日本人打击歧视,日本人却还强迫台湾人在冠、婚、葬、祭以及一切衣食住行上一律改为日式,推行男子辫发女子缠足。到最后,还在台湾发展与军需相关的工业,把台湾当成日军的补给地,实为可恨!所以那50年里,台湾造反的很多,民不聊生啊!只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才光复台湾。简单地说,我们到台湾时,当地的老百姓比当时我老家的普通百姓要穷多了。
  刚开始时,我们连营房都没有,睡的床是竹子做的,房子上面盖的是茅草。这里常遇台风,通常是睡一觉醒来茅草顶就不见了去向。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一天两顿饭,早上是稀饭,下午四五点钟才是硬饭,5、6个人一个盘菜,只有一点点汤,菜漂在水里,看不见油珠子。都说蒋介石带了70吨黄金和1亿美元的外汇过来,折成人民币是400多个亿,但因为撤过来的军队都有60万,还有其他家属大概80万,开支很大,当时又赶上通货膨胀,最难忘的是“四万元换一元”的新台币发行,没办法,大家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同来的还有很多受伤的兵,他们中很多人因受不了恶劣的气候,很快死去。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打摆子,那半年里我几乎是三天打两次摆子,时冷时烧,团部要医生每天给每个士兵发一种叫“奎龄丸”的药,命令我们吃。但很多体弱年老的士兵因为水土不服,不幸死去。可怜哪,那么多场打仗都死里逃生活下来了,却没有抗过这一关。那年我23岁,靠着年轻力壮,硬是挺过了这一关。但每当退烧后,我就会想起家里的一家老小,会害怕得哭出声来。那时部队还出台政策,限制士兵结婚,对士兵实行严格管束,待遇低,士兵升迁机会也很少。总之,处境让人不乐观。有些人以为台湾很富裕,还有美国的援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即便支持些钱,也是花在军事上的,到70年代末,美国还将一些导弹卖给台湾赚钱,老兵的生活十分清苦。 
  那时政府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称呼:“荣民”,即“荣誉国民”。几年之后,蒋经国给我们修了800多个特殊的村落叫“眷村”,主要是安置军官及家属的,而我们和其后代们被称为“外省人”,就是来自台湾省以外的大陆其他省份的人。当地人是很少和我们来往的,一方面是语言不通,难以交流;另一方面是我们“外省人”在党政军统治地位的优势,挤压了当地人的发展,这样无形中形成了族群间的矛盾,以致后来成为台湾政府的棘手问题。总之,我们这些“外省人”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后来台湾政府还为孤身老兵准备了集体宿舍,叫“退舍”,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过去后诞生的新名词。
  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凭这个去领土地,按照你年资定多少。譬如说你当兵十年一个级数,十五年两个,二十年三个级数,若你负过伤,加一个级数,或者你参加过什么战役、获得过什么奖,加一个级数,最高是八个级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都愿意相信这一切,有个邵阳的战友跟我说:“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水稻、荞、玉米、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到九十年代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荣民”们才这张“战时授田证”换成了二十几万元的台币,补贴生活。
  1952年,国民党实行“精兵政策”,12万多老弱残兵从军中退下来。其中低级士官8万人是没有待遇的。不论他在军队服务多少年,在战场上受多少苦,皆以官阶为标准,只发给三个月的薪俸及主副食代金约四、五百元,另有蚊帐一顶、席子一条、衣服二件。我当时年轻,26岁,升任下士,就留了下来。然而一些老兵被裁减下来后,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很难找工作。台湾也讲究连带关系啊,即便连工厂亦多由家族经营,老兵既无人际关系,又加之人生路不熟,到当地人的工厂应聘一讲话就知道你是外省人,就不要。于是那些老兵就开始跑啊!到处流浪啊!哪边有工作就哪里做,那时候做工一天几十块台币啊!人家不做的事情就他们去做,能吃饭,活下去是唯一的目标。
  蒋经国对大陆去的老兵还是很有感情的,1954年11月专门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主要任务是安置和辅导退伍士兵转业。不到半年,建立了屏东隘寮农场、嘉义大埔农场、宜兰三星农场、花莲寿丰农场、彰化二水农场等,让退下来的老兵在农厂里种植水果和其他一些农产品,能够自食其力。后来,又在屏东、花莲、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 1956年,还在台北建了“荣民总医院”,“荣民”有了自己看病的地方。蒋经国启用老兵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是修建了著名的中横公路。它是台湾第一条打通中央山脉串联起东西部的公路,有1万名退伍兵投入此工程。特别是太鲁阁一段,悬崖峭壁,又是大理石岩层,在几乎没有机械的条件下,退伍兵们在用生命筑路,死了212人,平均一公里就有一条人命啊。现在你们到台湾旅游,必到太鲁阁,其中一个景点叫长春祠,就是为纪念殉职的筑路者所建的。第一批上山的退伍老兵留了下来,在这一带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的农业史。另外还有桃园机场、中山高速公路、台中港、大造船厂等等这些工程仍被今人享用。清境农场、武陵农场也是他们建的。现在很受欢迎的牛肉面、各种做法的包子、水饺、馒头、药炖羊肉等等,都是经那个时候的退伍老兵之手发展为台湾的名小吃。但这些退伍下来的老兵生活还是艰苦得不得了。
  1959年部队才正式建了营房,也就是那年蒋经国制定了《志愿士兵服役条例》,里面规定,青壮士兵无论当年在大陆是志愿或被迫从军,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士兵须年满40岁、士官50岁、士官长则要58岁才能退役,退役后才能结婚。那时二等兵是7.5元/月,一等兵是9元/月,我是上士,18元/月。
  1961年,蒋经国再次出台《陆海空军军官及士官服役条例》,明确士官的退役相关事项,在此之前,只有军官才享受退役后福利和权益,低阶士官兵被排斥在外。也就是从那以后,所有的老兵开始正式进入“终生俸制度”,可以一次领取,也可每月领取。一次性领完的人,还可以每月领取“生活费”。以我为例,可以每月拿到2千多台币,折合人民币500多元。这时所有的老兵生活才真正有了根本性的保障。这个期间,我还参加了两次培训,一次是1956年7月20日-9月8日野战架设队培训,还有一次是1957年6月-9月步兵通信培训,这样我就成了一名专业的步兵通信士官。由于工作踏实努力,我一共获得过五块陆军奖章,颁发时间分别是1952年6月30日、1954年7月30日、1956年10月、1960年4月和1963年12月,这个奖章不仅是种政治荣誉,还有经济待遇,每个奖章4万台币,大概合计1万人民币,可以一次性领取,也可以存在邮电局分年支取。我有5个,每年支取7000元左右的利息,过春节用,这样缓解很多老兵的生活困难。蒋经国从心里一直牵挂着我们老兵,还会经常下到连队来,有一次一个班长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多了一个人,连忙报告连长。连长以为队伍里混进了坏人,结果一看是蒋经国,大为惊喜,大家好高兴啊,都涌上去和他握手。如今蒋经国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依然有老荣民见到蒋经国的儿媳还流泪下跪,怀念他当年给予他们的尊重与照顾。 
  经济上困难,对我们来说都还能忍受,关键是想家是最苦的,这种苦还说不出来,也不能说。老兵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想回家是天方夜谭。刚开始那三年里,军队里面管得很严,白天出操、上课、训练,没有时间也不允许想家。但是到了傍晚就不一样了,那个想啊,像饿了要吃饭一样,不想不行。于是几个彼此信得过的战士就跑到操场的一个角落,大家抱在一起哭,哭完以后大家也互相安慰,没关系,没关系,明年可以回去了,后年可以回去了,大后年可以回去了。大家就这样互相安慰。兵有几等,又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你不敢讲家里的事情,你甚至不敢讲我是被抓来的,你也不敢讲我现在好想家,只讲会回去看望亲人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叫逃兵叫“开小差”,给他抓住了回来就要枪毙。想家是思想有问题,也是罪名之一。1963年,有个老兵,是台湾对岸厦门的,本来是渔民,被抓壮丁的那天正好早上给偏瘫的母亲抓药去,被强征押来了台湾。他十分担心母亲,隔海相望却不能相见。终于他偷了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结果发现又游回了金门,被金门的部队抓住了,最后负责审理此案的高秉涵是满含热泪宣判了他的死罪,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人同此心啊,哪个不想回家啊!那时当官的也想家,为了让大家摆脱这种思乡情绪,叫你今天把这个石头从这边挑到那边去,明天又从那边又挑到这边来,你疲劳了,一睡就睡着了,也不会胡思乱想了。时间一长,有的士兵为了忘记思乡的烦闷,学会了打牌、赌博、抽烟、喝酒。我一样不会,只是到周末时,和战友一起开车到处转转。我到得最多的是庙,因为在庙里我可以烧香,跟菩萨说说我的心里话,更可以请求菩萨保佑我远在大陆的亲人身体好,有饭吃有衣穿。过年过节就格外想念亲人啊,怎么办?我们就三三两两聚集到海边,一瓶酒一叠花生米,喝的酩酊大醉,有些文化的兵还会朗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首《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每当这时,大家会抱头痛哭,激动时,甚至有人想举枪自杀。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70年代末,老兵中开始有一些人经过香港转信。国民党成立一个叫作唐光华信箱,转信给大陆家人,但大多是给当官的人转;还有一个叫范巽绿的,后来当了陈水扁的教育部次长,她是上海人,她有一个姐姐在香港,她用香港那个地址开始替老兵转信,先用包裹一次寄到香港去,大信封套小信封。我也写了二十多封信,每封信里都不敢讲带一点威胁性的字眼句子,都是我很平安,我在台湾很好啊,连当兵都不敢写。通过台湾红十字会转的,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看到别的战友接到家信欢天喜地,又蹦又跳,受到感染,也跟着别人高兴,回到营房后都是茶饭不思、十分苦闷,不知父亲还在人世吗?弟弟、妹妹现在如何?女儿长成人了吗?全梅嫁他人没有?这些疑问积压在内心,像一块块石头,压得我在梦里都像背着很重的东西,好累。
  但不管怎样,写信成为我们传递感情、寄托思念的方式之一,很多人就是那时候练习毛笔字的。有的老兵亲戚也通过香港转信,在台湾的报纸上找人,大部分是寻人启事,父亲找儿子,儿子找父亲,特别是丈夫找妻子的,是寥寥几句话:某某某妻,我已来台,见报到某某地方相见。或许结果并不如人愿,但那种方式让我们很多兵心里有了希望,内心也变得活泛起来。
  老兵最难忍受的是不能结婚的孤独。由于台湾省不大,面积才3万6千平方公里,相当于海南,在1950年人口却有 900万之多,政府的财政负担很重。于是政府想办法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制定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和《军人户口查记办法》,简单地说,一个低阶的士兵50岁之前不能结婚。开始,有个别士兵不能忍受,就去附近村里欺负女人甚至凌辱小女孩,在地方和部队间引发了很大的矛盾。后来为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国民党专门在军里设有公娼,便于老兵找女人,很多老兵结婚成家的事情也就搁下了。从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歌女大多很老,嗓子也并不好,穿着很露的礼服,在台上唱《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出50元可以听一天,这就成了不能结婚的老兵最好的享受,听歌后也有些老兵与女歌手私会或者交易,很便宜。 像我们这些上士以下的,到50岁以后退休可以自由结婚。但能遇见的对象多是寡妇,带子女的较多,一般只有当官的养得起。有个广西的,50多岁了,娶了个34岁广西的女人,有的干脆3000元左右买了小丫头做媳妇,有的娶高山族姑娘,只要1500元左右,成本还小些。我家里有女人,有孩子,因此当几个战友给我介绍年轻女人,甚至有个邵阳的三十多岁女人上门找我,都被我拒绝了,我总相信我和全梅还能在一起的,这个念头在心里从未动摇过。我们是1943年九月初八那天结的婚,族上用了三台轿去接到家的。丈母娘丈人都很开明,没要上头礼,不设拦门,一去就用轿子将全梅和他的伯伯伯母抬起,将一些男客女客接到家里,拜堂。那天我还戴了银花,两朵,插在一个帽子上的,是我姑姑送给我的(老人第一次裂开嘴笑了,重复说了五次他是戴的银花,是真银,有两朵,是姑姑为他专门打制的)。我和全梅拜了堂,用我们那里的话叫“响堂夫妻”。全梅很勤快,到家第二天就煮饭、洗衣、喂猪,对父亲、弟弟妹妹都很关心,我打心眼里喜欢她。
  退休后,我和老战友祖籍湘西吉首的杨光国、河南的何帮祥合伙买了一栋房子,总共花了31万台币。说是一栋,其实每个人只有16平米,上下两层,下面做饭,上面睡觉。但是这个小房子很温暖,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真正意义上属于老兵的“地盘”。大家还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老家的事,彼此有个照应。有次我做梦,梦见回到老家柯溪,那里的屋啊、桥啊、河啊什么都在,就是找不到全梅和我的一大家人,急得在梦里大喊大叫。叫声惊醒了隔壁的杨光国,他赶快跑到我屋外使劲敲门将我喊醒,问我怎么了?我醒来时一身汗,浑身发冷,冷到骨头里去了,还觉得骨头都疼得快要碎了,浑身不能动,想死的念头都有,想到他们若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后来还是这两个战友陪我散步、安慰、劝解我,让我从绝望中走了出来。 
  生活艰苦,内心孤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时,为了摆脱这种孤独,也为了挣钱给以后养老,甚至怀抱有朝一日重回老家养家糊口的愿望,我和绝大部分退下来的老兵一样,走上了打工之路。那时我们大多都已年过半百,并且基本没有结婚,身无长技,出来找工作只能找体力活,当警卫、搞清洁、送报、安装水电等。当地老百姓开始有钱了,他们不干这些下等工作,送报早上三点钟就要起来,做馒头都需要山东人,也要四点起床。我不会别的,去了杨梅镇上田鸡厂,和8个老战友一起,每个月2万多台币,并且一做就是19年。我还养了两只黄狗,名字也取得简单,叫大黄二黄,但它们很懂感情,常常跟我围着鸡场转圈喂食。我也很想念孩子,在梦里梦见她的时候样子很模糊,不知她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了。于是我认了湘潭战友王冬生的儿子王湘麟为干儿子,每年给他给红包,有时候还送他上学。他如今已是中学外语老师,很孝顺,像真儿子一样,结婚后还带着孩子媳妇来拜年,从未间断过。我2012年回大陆定居时他还痛哭流涕,舍不得啊,我当时刚好有相机,本来是留张合影,却刚好记录了他还在抹眼泪的瞬间。 
  其间很多老兵断绝了回大陆的念想,干脆花钱及时行乐,热衷于找临时性的女人陪伴,喝酒,赌博,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也有幸运的,被台湾当地的女人看上结婚生子,但这种人是少之又少。有个战友叫吴家龙的,很节俭,因为家里有媳妇和孩子啊,所有的钱用布包着,一分也舍不得用;好吃的也用纸裹着藏起来,结果家里老鼠很多。等到死后几天被发现时,两只耳朵早被老鼠咬没了。他大陆妻子和女儿来台领取他的遗产,仅钱就达400多万台币。这样节俭的老兵很多,都在内心深处守着一个回家的梦,都是为将来有朝一日回家后养家尽孝做着准备。
  随着年岁的增加,我经常梦见死,也会看见死去的爷爷奶奶、母亲以前的样子,醒来后想到自己也有那么一天,十分害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却被剥夺了和亲人朝夕相处的权利,内心不甘啊。这个过程中,我想到过全梅是否改嫁?人生有些事,错过一时就错过一世了。可是我又心里希望她过得好些,希望有人关心她,可是内心马上有另外一个我站出来反对。难受得很的时候,我会走到安静的地方,悄悄念一念全梅的名字,想一想她的样子。最后内心总算安定下来,以我对全梅的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靠着这种信念,维系着我有些绝望的生活。
  生和死,走和留,都由不得人选择。
  退伍以后,我们可以收听收音机了。1979年元旦,我第一次听到大陆广播,内容是《告台湾同胞书》,广播里说即日起停止炮轰金门,并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行。现在大陆欢迎台湾同胞回家,现在回家很方便了,有火车,还报了北京到很多大城市的铁路线名字。当时我激动得啊,跑到外面就去买了1973年10月出版的地图,就是这张,我一直带在身边快30年了。一看地图,果真那时大陆很多地方通了火车,蒙古当时都还在中国版图境内。回到家我又让战友在地图上找他们的老家,大家那个兴奋哦,喝酒啊,摔碗啊,回家的念头又死灰复燃了。
  从此之后,每到夜晚,我们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副副我们回家的路线图。
  大家抑制不住高兴,将这消息悄悄奔走相告。
  对于我们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兵来说,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终于回到了阔别41年的故士
  我们老兵一直感谢一个叫姜思章的人,他是舟山人,13岁那年,也就是1950年汤恩伯从浙江舟山撤离大陆的时候,被做壮丁抓来台湾,后来是老兵促进会的负责人。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他带领促进会的老兵集体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他们穿着“想家”的衣服上台去唱上世纪30年代的《母亲你在何方》: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秋风哪吹得枫叶乱飘荡,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母亲呀我要问你天涯茫茫你在何方?明知那黄泉难归,我们仍在痴心等带温暖永远难忘记……母亲呀我真想你……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会上还散发了传单,一张是《我们已经沉默四十年了》,上面写道“我们已经沉默了40年,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不得而知,我们要求,如果是生让我们回去献上一杯茶,如果是死回去献上一柱香……”还有一份传单是《条条大路通故乡》,上面印有回各省的路线。这次游行得到了很多社会人士和团体的支持,也引发了高层的关注。台湾红十字会为“少小离家老大回”活动准备了10万份表格,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在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通过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并于当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激动得几个通夜睡不着,互相邀约喝酒,又唱又跳,通宵达旦。只有很少的人不愿回家,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无颜见江东父老,或者家里没有了亲人,就断了回家念头。至此,返乡的台湾老兵如同开闸后的洪水,开始大潮般涌向大陆。
  我则回到那间16平米的家,跪在床上一连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永顺的弟弟刘禄茂,一封给我岳父陈子林。我在信里汇报了我在台湾的生活情况,并表达了对他们的想念之情。我大脑里自始至终记得那两个地址:永顺县瑞垭乡柯溪村,大庸县温塘乡温塘村。为防信落不到亲人手里,我在写给永顺的信里,将父亲、叔叔、婶婶、姑姑、侄子、外甥名字全写上,就怕老一辈都不在了,这样写,总会还有人看得到。我托一个叙浦的战友肖守俭带回来。我还留了我在台湾的地址和电话号码:002-86-744-8220150。一个月后,那天是1988年3月1日,接到弟弟托战友带来的一封信,其中里面有句话至今记得:“你可想到嫂嫂守节真心哺育一家人的辛苦吗?……嫂嫂至今未见风吹草动……”当看到这几行字时,内心好激动。“未见风吹草动”,说明全梅一直等着我的,还是我的人!我的家还在!那晚,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喝了酒,一觉睡到大天亮。
  没多久,政府批准我回大陆探亲,根据战友的引导,我到京都旅行社找一个叫黄仁贤的老总办了回乡证。1988年12月1日,我终于踏上回大陆的旅途:先坐飞机至香港,住一晚办回头签证;第二天坐火车到广州,再住一晚;第四天到怀化,再住一晚;这时给女儿女婿拍了电报,告诉他们我回大庸的时间和消息。12月6日下午6点左右,天都有点黑了,我坐火车抵达大庸北站(原张家界火车站)。那几天我内心又焦急又害怕,焦急是路途太远,老到不了终点站,恨不能马上见到全梅和女儿;害怕的也是见到她们后,情况会是怎么样?内心七上八下的,晚上觉都睡不着。饭也没心思吃,五天只吃6个馒头,兴奋、不安,又浮想连翩。
  我是最后一个走下火车的,远远地看到人群都往车站外走,唯独一对年轻人站在火车站出口不动,这时见一个漂亮的女子上前来喊了一声“爸爸!爸爸!”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女儿。她上来帮我拎包时,我没有给她,因为我实在转不过弯来,当初那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女孩子竟长成了这么大的人了?!当时我背一包提一包,都是从台湾给家人买的衣服、鞋子、手表等。我所在地方花莲盛产黄金,200多年前被西班牙人发现,一直在开采,金子很便宜。八十年代初我就攒钱,悄悄给全梅买了手镯、耳环、项链、戒指,给女儿买了手镯和项链,这次也带了回来。这时旁边一个年轻男子(后来我知道是我女婿黎祖鑫)拿出我写给我岳父的信和我寄给我弟弟的照片时,我才确信,眼前这对年轻人就是我朝思暮想的亲人,是我的女儿女婿,我扔下包,紧紧地抱着女儿痛哭失声,久久不愿松开。
  当晚,女儿和女婿将我用车接到永定区三家馆乡议事坡。我离家越来越近心里越紧张。当走进屋看到全梅的那一刻,我一眼就认出了,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老多了。看得出她也很激动,眼泪水在眼里打转,手不停抖动,嘴巴哆哆嗦嗦,想要说却说不出口。最后我们都冲过去抱着对方嚎啕大哭,把40多年受的朝思暮想、心酸委屈都哭出来了。 
  女婿很孝顺,给我做了只鸡,土罐炖着的。一尝,这才是家乡的味道!那刻,眼泪就像断线似的往下掉。当晚全梅给我烧水洗澡,给我换上了她做的棉鞋,棉鞋里面还垫了双绣有凤凰的鞋垫。熟悉的稻草,熟悉的人,熟悉的气息,真好!我告诉你一件事啊!我离开家几十年,常常睡觉做梦都在想着回家的场景,各种回家的方式都梦过,有时候梦啊梦啊,梦到回到家什么都没变,就是看不见一个亲人,就在梦里面喊着哭出来。我几十年一直在做这样的梦。那晚我又开始做那个梦了,又哭啊!全梅把我喊醒了,一看,原来我就睡在全梅的身边,说也奇怪,自从那一次,我就再也没做过回家的梦。 
  第二天我就和全梅去看她两个弟弟。在我不在全梅身边的日子,是他们帮助我撑起了这个家。我离家不久,全梅就带着一大家回娘家住,直到后来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听全梅说,在文革期间,由于我这个“海外”关系,女儿虽然有文化,被推荐两次也没能当成民办教师;女婿本可以年轻有为,但也因我这个海外关系被组织知道不再启用他。而全梅自己,她母亲要算命先生给她算了10多次命,每个先生给我拆字时都说我“命起不起四柱”,不在人世了,全梅可以再嫁个好男子,但都被她拒绝了。她性子刚烈,父母拗不过她。60年代初,国家困难,队里将细糠分给成份好的,而全梅却只分得粗糠。她将粗糠背回家用锅背,再用碓码碓碎,和山上的木瓜籽和在一起揉成面,结果一家人吃了大便都拉不出来。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全梅为我养大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女儿,为我父亲尽孝送终,我一辈子都亏欠她啊!
  接着去了我自己在柯溪的老家。那条在我当年看起来很宽的村路原来是那么窄,我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椿树,d但树干都快枯了,树丫上的鸟窝也已是“人去楼空”,住在这里的是一家远房亲戚。好在这次我见到了很多家人,弟弟妹妹弟媳妹夫,还有了几个侄儿侄女,他们高兴得又哭又跳。当年送我当壮丁的叔叔以及父亲都不在人世了。我被抓壮丁后,父亲一直为没能挣钱为我买个壮丁顶替而愧疚,常在梦中惊醒,60多岁就去世了。我带一家人去祭奠父母亲,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两个小土堆,在里面埋着我朝思暮想的亲人!如今是我在地上,父母却在天上啊!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我整整迟了四十一年才返乡啊,迟了四十一年呐!人生有几个四十一年!因为战争,多少人不能尽孝道!古话说“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我不是不懂孝道,而是没办法啊!自责变成愧疚,那天我在坟前跪了很久。 
  附近的乡亲都跑来看我。儿时一起长大玩抓鸟的伙伴已经没剩几个人,大都行走不便。有些人拄着拐杖来看我,面容已认不出,名字也喊不出来,真正体会到“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的感受。有的托子女来看我,他们好奇地围着我说台湾同胞回来了真不容易。我哪是台湾人,我是本地人啊! 
  那两个月我吃着家乡饭菜,穿着全梅做的布鞋,村里到处转转,非常幸福,那感觉,是我一生之中最宝贵的时光。但是台湾政府有规定,在大陆的签证两个月到期,如果在大陆定居,或办有大陆户籍,所有的月退金都要取消。我们不得不依依不舍地返回台湾。 
  回台后,我发现很多老兵带回了家乡的泥土,有的达四五公斤,他们把这些泥土用来在窗台种花,以纪念他们的老家。而更多的是带了“大陆新娘”回来。他们和新娘子之间的年龄相距也非常之大,有的差30岁,有的甚至相差50岁。大我退舍曾经最多的时候住过几百位大陆新娘,后来索性被人们称为是“大陆新娘村”。虽然知道她们大多是为了钱,但相比孤独冷清,他们还是愿意相信这是福分。也有老兵回家探亲遇到心寒的事,四川达县有个老兵,参加过抗日,得过五个勋章,回趟老家后便再也不回了,原因是他所有亲人都死了,只剩一个侄儿,他将自己几十年存下来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他订婚娶媳妇,结果侄儿不仅不准他抽烟喝酒,当没钱再给他时被痛打了一顿。我在黄花机场碰到他时,他给我讲得眼泪都出来了,发誓不回家了。还有桑植的三个老兵,我们一起返台时,在长沙黄花机场遇见,其中两个后人送,行李中有很多亲人送的礼物,但有一个战友,因为回家时没钱,家里人不欢迎他,更没人送他,行李还是干瘪瘪地去干瘪瘪地回,胸前还孤零零地挂着一个水壶。这些都是令探亲老兵们最伤心的事,钱成了衡量亲情的一个法码。如今这些老兵大都八九十岁,生病无人问无人管,处境十分凄凉。有个河南遂平的老兵叫李玉川,没有回家,但在80岁时与一个台湾的女人结了婚,那女人也是冲着他的养老金去的。根据相关规定,和老兵结婚达到6年的女人,可以享受到其夫的一半退休金待遇。这女人在李玉川有病时偶尔来看看,甜言蜜语的,最后骗尽他300多万台币后就跑了。想当年李玉川也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如今落到被人欺骗被人抛弃,感到羞辱啊,就上吊自杀了。这种情况现在还不少,老兵大概还剩近2000人,需要有个女人帮忙洗衣、做饭、住院打点滴提瓶子,她们被称为“收尸队”,年龄30-40,专门只等老兵死,有的甚至同时和三、四个老兵相好,为的就是好得到老兵的所有积蓄和财产。还有些老兵户籍卡上写上同乡的名字作为紧急联络人,便于弥留之际交代后事,有些要求进军人公墓,有些则要求等自己死后一定将骨灰送回老家,找谁谁谁,葬在哪里,好叶落归根,魂归故里。有个台湾老兵,过世后骨灰被存在台湾,但是他生前曾求助多人将自己的骨灰带回上海老家,但是没有结果。后来有个叫冯冯的帮忙查询,才终于找到他在上海的亲属,那个儿子听到后好高兴啊,可一听父亲已亡,便打消了去台湾的念头,如今都不知道这位老兵的骨灰是否得以返回老家。
  从1988年开始,我每年会回家住两至三个月,除了1994年我胃癌回台湾开刀,中间间断过一年,其他是雷打不动。我愧欠他们41年,再不能浪费时间。我和全梅很珍惜这些日子,常回老家。那时大陆交通便捷,农村也实行土地责任制了,不搞阶级斗争了,富裕了太平了,但我家里还住在乡下,不是很富裕。于是我回台湾后就继续给别人打工,重操旧业养鸡,加上每月4000多元退休金,这样先后为家人攒了100多万元,给全梅和女儿在城里修了3次房子,给三个甥买了三套房子、三部车子,以弥补多年来对他们的亏欠。
  我很留念这样的生活。现在在大庸(现改名张家界)街上修了五层楼房。2008年,家乡亲人送来一只鸡。我给鸡喂白菜叶子时,因蹲的时间太久,结果站起来时晕倒了,腿受了伤。我原来每个月领取的生活费约5000元人民币,现在我腿脚不方便了,2012年就委托京都旅行社那个姓黄的老总代替我办了一切手续,退还了台胞证、身份证、护照等一切证件,一次性领了两年的工资,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任何待遇了。 
  我打仗打怕了,现在喜欢清静,住在这儿很悠闲自在。跟老伴以及女儿女婿外甥住在一起,四世同堂。晚辈们都很孝顺,这些衣服鞋子都是他们买的,我腿脚不方便,他们常推我到澧水河堤上晒太阳。三个外甥都有好工作、好生活。张家界也建得很漂亮,很干净,是全国的卫生城市,治安也很好,有很多外国人来这里旅游。当地政府知道情况后也很关心我,领导还来看望我。 
  我这一生又苦又幸,苦的是被抓壮丁,妻离子散,在台湾饱受孤独绝望;幸的是,和其他老兵相比,我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还能从台湾回家探亲,还能见到等我41年的妻子,尤其是现在还能在家乡安享晚年,我很知足。还是那句古话讲得好:“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我终于明白“时来运转”“福从天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什么意思。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老伴上个月初二走了(指2014年12月21日,老人落下了泪水)。
  这是我和全梅1988年在黄狮寨照的合影;这是2011年照的全家福;这张照片,是全梅在给我做鞋垫。她没事时就喜欢做这个,从我离开家的1947年开始,每一年给我纳一双布鞋和一双鞋垫。这鞋底纳得很细密、干净、整齐,鞋面样子也好看,还有棉布鞋呢。鞋垫绣花也和一般女人不一样,总共有67双,放在箱子里的,前几年发现有30多双被虫吃了就丢了,现在还剩20多双。她还会纺棉花,为我做了衣服。如果当初在台湾时能收到这些多好啊!
  这些是我给她买的手链、戒指、手镯和项链,她走时我要给她带走,可她执意要留给我做念想。咦,她走了还是用这些小东西缠着我,怕是想套住我的。
  我把她送回了永顺的柯溪祖坟。我老后,就可以和她永远在一起了。
  结语:这是一个台湾老兵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与亲人生离死别将近半个世纪的隐隐作痛的回忆。一百四十万人,就有数倍于一百四十万个悲欢离合的悲凉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战争史,一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沉浮悲歌。他们经历了战火硝烟,经历了战后作为“外省人”在台湾的艰难谋生,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生命悲剧。如今六十五年过去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怀着深深的遗憾饱经沧桑地老去,有的依然瘫躺在床上被疾病和孤独折磨,而这巨大的家国之痛,却随着他们的血脉,还将在子孙身上无尽地传承下去。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从来没有好的战争,也不存在坏的和平。硝烟散尽于历史的天空后,世人方知,活着,原来为的就是相聚,为的是骨肉不再分离。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悲伤可以忘记,爱恨可以放下,无论怎样的沧桑与悲凉,都会在春天到来时终结。
  愿时光不老,愿人间安好。


  2015年1月25日


  作者简介:
  石继丽,女,1968年1月出生,苗族,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现为张家界市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委员,第49届贝尔格莱德世界作家聚会代表兼翻译;2013年跟随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团前往俄罗斯访问。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庸城笔迹》、中英文旅游读物《在张家界老去》等15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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